20世纪80年代的学校残破不全，校舍和桌椅都是用了几十年、修了又修的。教师们都很穷，一直到九十年代初，还有人称教师戴的红色校徽是“防盗牌”，因为穷，小偷都懒得光临。记得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很多企业都来帮助学校，我们学校的教师每人得到一个台灯（很普通的），大家欢欣喜地，感谢工人。工人们原本在政治上就是老大哥，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翁（至少他们的心理感受如此）。现在改革开放了，他们的奖金也比较高。这种政治与经济的优势使他们用扶贫的眼光来看待教师。由此带来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教师（特别是男教师）很难找到对象。

        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教师整体上的收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提高，有部分教师工资比较高（如重点中小学），还有的因为从事家教收入不菲。学校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硬件设施得到了更新，校舍（至少是城市）越来越漂亮。当然，教师之间、学校之间的差异很大，贫富悬殊实在严重。可是，教师受到的束缚却不断增加。这倒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按道理，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使人们的自由度增加。白领的工资很高，工作强度肯定要增加。但是，下班以后他们是自由的。可反观教师，情况完全不同。在不断提高学校管理水平的呼声中，教师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其他阶层。八小时工作时间是奢谈，周六周日与寒暑假大规模补课，政府视而不见，置学生与教师的身心发展于不顾，置自己颁行的禁令而不顾。教师工作强度不断增加的同时，学校管理不断强化校长的权力，而忽视教师的权力。很多学校对新教师的培训就是奴化教学，根本不考虑教师的自主发展。江浙一带有思想、有个性的教师纷纷离去，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教师工资的增加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自由被剥夺，甚至家庭的正常生活也被剥夺。当很多教师回到家的时候，自己的孩子早已睡着，有的女教师只有内疚地哭泣。

       从管理的层面看，学校需要加强管理，但是，管理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教师。学校腐败的根子不在教师，而是权力阶层。但是，这个部分是很难加强管理的。教师们尽管知道学校招生猫腻很多，但是没有人敢过问。其实，这也不仅仅是学校的问题，它涉及到整个官僚体系的弊端。掌握权力的集团现在是无孔不入，学校没有防守的余地（估计没有人愿意防守，巴不得被有钱有势的集团攻占，学校独立已经是不可实现的神话）。

      学校要发展，教师要自由。没有教师的自由空间，学生的发展就是空话。而要实现这一点，教师建立起真正独立的工会组织才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