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知觉只通过对物的纯侧显作用本身才能达到物本身,......而且从空间物(甚至在最广义上包括‘被视物’）的本质中可以得出的是，那样一种存在必然只能通过侧显在知觉中被给予。——胡塞尔
余碧平《梅洛.庞帝历史现象学研究》p.23 (转引自李幼蒸《纯粹现象学通论》p.119)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抵抗战士，梅洛.庞帝对莫斯科审判案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充满偶然性与危险性。个人在具体的历史处境中，遭遇的不是命运或决定论，而是开放的可能性、不确定性，历史没有绝对的正确性。换言之，历史绝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因此，自由主义者奢谈的道德、自由，一遇到具体的历史处境，就变得非常抽象和空洞。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人面对德国纳粹的占领，是决定奋起反抗，还是与其合作；还是如布哈林，是赞同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还是主张在农村推行自由经济，个人面对的都是未知的未来。
余碧平《梅洛.庞帝历史现象学研究》p.53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 最可耻的和最高贵的在一起，最卑污的与最高尚的在一起，最遥远的和最近的在一起,而不是如一首民歌所唱的那样：“珍珠和玛瑙在一起，星星和月亮在一起。”否则，社会还需要我们这些历史学匠人干什么呢？只要有一批意识形态的专家，昨天领着人们高喊：“就是好，就是好”，今天领着人们高喊“就是坏，就是坏”，足可以打发那么多浑浑噩噩的日子了！
朱学勤 问答录--为什么要研究对比文化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风声.雨声.读书声》p.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