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建融洽有序的学习环境

营建融洽有序的学习环境
——《全面课堂管理——创建一个共同的班集体》评介

一般来讲,课堂管理的探讨往往过分强调控制和矫正学生的消极行为,而不是着眼于创建一种激发积极行为的融洽有序的学习环境。美国夫妻学者Vernon F. Johns和Louise S. Johns的《全面课堂管理——创建一个共同的班集体》在后一方面做了大量努力。该书是一本系统探讨课堂管理(营建良好的学习氛围)理论与实践的著作。全书不拘泥于简单零散的技巧,而是帮助教师理解有效课堂管理的各种问题和各种管理策略之间的整体关系。

整部著作共分为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旨在澄清与课堂管理有关的模糊认识,为此作者探讨了课堂管理的基本概念、课堂管理和学生个人心理基本需要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为全书提供了一种理论和哲学基础。

第二部分着眼于形成一种积极的师生关系和同学关系,强调通过创建课堂和全校的良好人际关系来防止学生的消极行为,从而将课堂建成一个相互支持的集体。作者认为课堂人际关系、学校与家庭的相互作用是影响学生行为和学业的关键因素,认为这种管理方式至关重要。这一部分考察了师生关系、同学关系和家校关系,并介绍了向学生传递期望、促进融洽友好的同学关系、同家长构建互相支持的良好关系的方法、技巧和活动。

有效的课堂管理是和有效的课堂教学紧密相关的。作者认为动机与教学是影响学生行为的重要变量,应根据学生和班集体的学习需要,使用促进最佳学习的教学方法。因此本书第三部分介绍当前一些有关提高学生学习动机和进行有效教学的理论和具体做法。

第四部分重点论述各种改善课堂组织和管理的实用策略,如制定课堂规则和程序、呈现资料给学生、监督学生课业等等。

最后一部分即第五部分介绍当防范力所不及,学生出现不良行为时需要采取的干预措施,即如何对待有潜在或严重行为问题的学生的各种方法。

纵览全书,第二、第三两个部分主要介绍如何从正面的、积极的方面入手,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学习环境;第四、第五两部分则着重介绍如何预防和矫正学生的问题行为。

《全面课堂管理——创建一个共同的班集体》原书在美国从1981年初版至今已出至第六版,其间接受了广泛的实践检验并进行过反复修订。全书建立在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之上,论述详尽,见解实用,操作性强;既有基础概念和理论,也有对一般问题的阐述,更有具体的策略与技巧;能给广大一线教师观点上的启示与策略上的指导,是中小学教师有关课堂管理培训中理论学习和技能训练的理想参考材料。

但该书是翻译著作,以美国社会为研究和写作的文化背景。而美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存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白人主流社会学生和以非英语为母语的少数族裔学生的差异问题。书中许多有关种族、文化、学校暴力、药物(毒品)方面的考虑,对我们的实用性不很强。因此在使用时应根据我国国情适当本土化,有选择地使用书中内容。

《全面课堂管理——创建一个共同的班集体》,【美】Vernon F. Johns & Louise S. Johns著,方彤、罗曼丁、刘红、陈峥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阅读全文

读阿诺·汤因比《历史研究》

创造的冲动是文明成长的不竭动力

——读阿诺·汤因比《历史研究》

汤因比曾经被誉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智者”,在当今学术界仍占有重要地位,《历史研究》是其风靡全球、脍炙人口的历史哲学鸿篇巨制。这部畅销不衰的人文著作在欧洲以外的各地区产生了爆炸性的震撼,为专业研究人员和广大历史爱好者所熟悉和景仰,成为知识分子手边必备的参考读物。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把几千年来的世界史分为若干种文明,并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文明的起源、成长、衰落、解体加以描述,在此基础上广泛考察历史长河中各个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碰撞、接触和融合。《历史研究》的主要论点有:(1)文明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2)文明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3)文明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撤回了他们的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4)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和灵魂的分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对“挑战”的富有创造性的成功迎战,少数伟大历史人物的创造冲动,文明得以起源和成长;而这些因素(创新冲动和创造能力)的消失,导致文明的衰落和解体。创造冲动成了文明成长的不竭动力。

文明如何得以起源?汤因比首先否定了“种族论”,认为现代西方的种族偏见“既是对西方科学思想的一种歪曲,又是对西方种族感情的一种虚伪的反映”。接着他又排除了“环境论”,因为这种观点“未能在文明起源中看到包括适时变化过程在内的创造行为”,也“完全忽略了有关人类的巨大努力”。“环境”是一个相对概念,“每一种生物的环境则是宇宙其余部分的总和”,“单个人的环境包括他本身的人性”。自然的总和成了人类的环境,而这个总和包括“人性自身的天性”,包括人类对来自整个大自然的挑战进行迎战的精神。如果人类没有想象力,没有创新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那么再好的环境也不能使人类完成文明起源这项伟业。况且若干实例说明“某种特殊类型的环境可以被人类的一个社会所充分理由,同时人类的另一个社会却面对同样的潜能而无所作为”。在其闻名遐尔的“挑战—应战”模式中,汤因比把创造称之为“挑战和迎战之间发生的一场遭遇战的结果”,而“起源则是一种交互作用的产物”。文明的降生需要强有力的刺激,但挑战却绝不能过于严厉,突破创造力发挥的极限,以至扼杀了人们的创造能力,由此也产生出区分“趋向成熟的文明”和“流产的文明”的标准。

对于文明的成长过程,汤因比完全颠覆了我们从小所受教育的观点,他认为“挑战—应战”的一系列运动并无方向可循,“那种朝一个预定目标必然前进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人类世界”,而“一个文明的未来命运操在具有创造力的少数个人手中”,并非什么广大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汤因比特别重视人类心智和人格的成长,在讨论“成长的标准”时,他指出真正的成长在于“重点的不断变化,能量的不断转移,活动场所从宏观世界转向微观世界”,而“对外部环境的征服……,其本身不能成为成长的标准”,“外在世界的行动是微不足道的,而内在世界的行动才至关重要”。只有迎战的举动趋于从外部环境向正在成长中的人格或文明的内部转移时,才可以把一系列对挑战的成功迎战看中是成长的体现。成长意味着人格或文明趋向于成为其自身的环境,成为“自身的挑战以及自身的战场”,也就是说,“成长的标准是一种趋向自决的进程”,自决是成长的标准。少数获得这种超卓的自制能力的“超人”以极为少见的自决理论赋予社会强烈的震撼,并因此引起社会成长。汤因比引用伯格森的话说,这些人是感觉到生命中创造冲动的人,渴望将冲动的印记留在整个人类身上,他们意识到了矛盾,要改变一种式样,从根本上说这是一项创造性的事业,化某种确定为停滞的东西为运动之物。创造性的人物感受到内在需要的脉动,就按个人的看法改造其同胞,如基督、佛陀、列宁、甘地等。这种微观领域的创造性突变,若得到宏观领域(社会实践)适当修正的回应,平衡得以恢复。这种运动连续交替动态进行,从整体经过变异分化到重新合为一体,再到重新分化,成长得以实现。

创造性领袖人才为了带动没有创造性的群众,必须求诸于社会“训练”,当他们的创造灵感消失的时候,这个“机械设备”会转过来反对它的操纵者,文明开始走向衰落。汤因比把这种创造性消失的原因归结于精神道德的败坏。成长伴随自决而来,而文明的衰落则正由于这种自决能力的丧失,“人类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自身”。在任何已知社会,没有创造力的群众始终在人数上具有压倒优势,少数具有创造性的个人,他们的任务是使同胞成为其追随者,唯一的办法是调动大众的模仿本能,而这伴随这灾难的危险。模仿是人性交流沟通过程中的一种机械化的载体,其弱点在于它是“对某个外部提示的一种机械的反应”,通过模仿展开的行动始终不是行动者本人自愿的行动,因此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们不是自决的行动。创造性人物在求助于机械模仿的同时,也使自己面临失败的风险。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相互作用下,模仿和权力交织在一起。权力作为一种力量,“恐怕很少不被滥用”。如果握有权力的人已经失去领导能力,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保有和行使这些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滥用。自决能力的丧失是判断文明衰落的最终标准,它正好与成长的标准相反。而失去自决能力的另一面,“就是创造力的明显衰竭”!而这是怎么形成的呢?汤因比说,我们人类似乎在取得伟大成就的次日便有了败坏的趋向,成功似乎使我们疏懒、自私或自以为是。原先居统治地位的少数具有创造力的人物“角色的转换”,主人公因成功而腐败,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道德的平衡,“主动追求灾难”。他们领导的社会正形成“停滞社会”的“精确的平衡”,以致成了环境的奴隶,不再是环境的主人。这种社会只要环境始终不变,这种状态就可以维持下去,而我们知道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旦环境开始变化,灾难也就不期而至了。

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无可救药,但更多的情况是文明走向解体:群众开始疏远他们的领袖,领袖则使用武力来取代其已经丧失的吸引力,以便保护自己的地位,社会分裂成当权的少数人、内部的无产者和外部的无产者这样几个集团。(若联系现代中国的实际,我愿意稍微做一变通,认为是“当权的少数人、体制内的无产者和体制外的无产者”。“无产者的真正标志既不是贫穷也不是低贱的出身,而是一种对自己在现成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地位受到剥夺以及被作为自己合法家园的社会当作多余人的意识,以及由这种意识所产生的愤恨。)没有遇到回应的挑战由于始终没有得到处理,便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现自己,直到得到迟缓、残缺的回应为止,要么把不能作出有效反应的社会推向毁灭。社会的分裂还只是表面现象,是解体社会的社会表现,它只是心灵分裂的外在征象,个人的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危机,它们才是社会明显崩溃的真正基础和根本原因。在文明解体的过程中,作为成长标志的持久多样性和多边性,让位给残忍的一致性和无创意性。但我们并非必然要陷入悲观的宿命论,因为“作为一个衰落社会解体的外在标准的社会分裂,并不只是分裂而已”,它是一种“分裂与重生”的运动。即使在痛苦的解体过程中,创造的精神,或者说对挑战应战的能力,并没有完全被压跨。以不变应万变的少数统治者在不断重复自己的失败,而新的挑战不断激起新入围的少数人的创造性的应战。“挑战—应战”仍在持续上演,只不过演出背景是新的,演员也是新人。在往昔大批追随者中,现在分离出了一些萌生出创造精神及从事创造工作的领导人。剧情基本雷同,但角色已被重新分配,由此结局也变得陌生,因为这是一种再生的结局。

对《历史研究》这部体系庞大的著作囫囵吞枣地读下来,所获得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已如本文标题所示。上面寻章摘句堆砌起来的一通文字,颇有六经注我的架势。最后用著作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被滞留在发展门槛之外或者注定要过早夭亡的命运在等待着每一个内部缺乏发明与创新能力的社会。

【英】阿诺·汤因比著,刘北成、郭小凌译《历史研究》(插图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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