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特级教师　章鼎儿

　　上海的李子平、天津的路培琦、杭州的章鼎儿，这是全国自然教师都熟悉的三个名字，人称“三剑客”。他们的《形状和承受力》、《果实》、《昆虫》三节录像课，代表了自然课改革大潮的开端，在实践中开创了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的先河。这是１９８５～１９８８年的事情了。

　　一个课程的发展，需要有确定的内容、先进的教学方法和一批代表人物。自然学科中专家级的人物有刘默耕、韦钰，一线教师有三剑客，希望信息科技学科中也能快一点、早一点儿成长出有代表性的人物。这样不仅是对自己，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发展都是有利的。

　　重看两篇自述，其实成长并不复杂

我的“特色”

作为自然教师，我有哪些可称为"特色"的呢?自己想想，有以下几处：
　　第一，我发现自己还象个孩子，至少还象个孩子似地好奇、好玩，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希望和孩子们相通。
　　我常常教什么内容，让孩子们学什么内容，自己也同样兴致勃勃地玩什么内容，不仅课前，而且课后也玩个没完；不仅跟学习有关，而且还节外生枝，玩衍生出来的内容。一轮《肥皂泡》教下来，我就玩出了"新水平"，能把肥皂泡吹得比篮球还大，让它在教室上空晃荡，那高兴劲，那情景，整个课堂都会沸腾，谁不想试一试呢?于是课内的、课外的研究兴致勃勃地、主动地开始了。

　　我去捉蚂蚁，常会忍不住跟蚂蚁玩起来。有一次引来一帮看客，把我错认为是蚂蚁专家，七嘴八舌地最后问得我招架不住狼狈而逃。玩蚂蚁的花样我可以说是够多的了。一天，忽想到测蚂蚁的速度，便借来一只跑表，让蚂蚁在米尺上爬。那家伙半途折来返去地破坏了我的计划，让蚂蚁在线上爬，爬了几步就掉下来了；让蚂蚁在一根细长玻璃管里爬，它居然爬到中间就停下来休息了。气得我用嘴一吹，竟象炮弹似的飞得无影无踪了。后来我又用酒精灯烘烤玻璃管，设想蚂蚁会向冷的一端爬，谁知这热锅上的蚂蚁果真会团团转，嗤的一声完蛋了。最后"成型"花样便是让蚂蚁在纸上自由爬，后来就用在《昆虫》录象课上。我的一些课常会玩出一些意外的新花样来，那大抵就是自己的好玩玩出来的。尽管我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可我俩醉心于"玩"，容忍自己的"玩"，道理很简单，希望孩子们去鼓捣，去研究，去发现，教师自己能不下水，不鼓捣，不研究一番吗?

　　孩子们知道我喜欢"玩"，也就常来和我玩，在他们的文章里，常把我描写成一个"大孩子"，而我的办公室是比喻成"防空洞"，有时班主任来前来"空袭"，我确也常替他们打掩护。我常收到各种各样的"礼物"，这两年里就有两只小猫，三只小兔，七只小白鼠，两只刺猬，一只乌龟，一只豚鼠，还有死的鸟，臭的鱼，希奇古怪的虫，漂亮的标本，普通的石子……不过那些小动物在我这儿也待不了多久，不几日，它们就被欢天喜地的新主人带走，许多学生的家里有自已的生物角。所以，我的办公室又是动物收容所和转运站。

　　我的办公室还兼有仓库和服务站的功能。下课后，放学后，我把门打开一条缝，有的孩子大大咧咧地进来借个放大镜，有的孩子怯生生地要走几张硬纸片。高年级的孩子胃口大，借一支烙铁，借一只万用表，要一段铁丝，剪一点铁片，借走小电动机的还来的是钱，慢慢地我便成了代购、代销员。教学《小镜子》、《潜望远镜》的时候，我去玻璃店划来200块小镜子，很快便一抢而空。我去少年宫买来100副飞机模型，供不应求。再100副、又100副，还是供不应求。观察哈雷彗星那阵，三次去上海捎回去总数280只天文望远镜，每只5元钱，仍不能满足(全校才700人)，且不说最终是否找到哈雷彗星（那望远镜无支架，不好使），那时候，我校至少有280人抬着头，举着望远镜在夜空中搜寻，至今我们仍为此激动不已，那是多么诱人的情景啊?

　　孩子们需要材料，需要工具，需要实验品，自制和实验实在要比那些价格昂贵的玩具更有吸引力，更有实际意义。上《磁铁》课时向我买磁铁，上《放大境》课时向我买放大镜，我只好回答抱歉了，但是我宣布，每人一块，每人一只，借大家玩一天时，大家有多高兴?我一直在想，有朝一日，我上完课后就把那些有用的东西"送"给孩子们，我要为孩子们设计，准备一套时空跨度六年的"有结构的材料"!

　　想想我自己的课，我总不那么满意，也许也可以说三分之一好一些，三分之一为一般，三分之一则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不断鼓励安慰我的孩子们，用他们喜欢上自然课的种种举动温暖、激励我的心。谈论中，作文中，官方、非官方的民意测验中，自然课是呼声最高的课。每当我十天半月因事未能上课而后出现在教室门口时，热烈的掌声真使我热泪盈眶，天大的委曲都会随之消融。在一些孩子们的心目中，我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老师，我是他们的老朋友，我是几次三番出现在他们梦中的人物。有一个低年级的孩子管我叫爸爸，我问他为什么老叫我爸爸，他说他喜欢自然课。

　　有时候我也逗孩子们。一次给二年级上课，我在头发上、衣服上沾满了苍耳和鬼针草走进教室，惹得大家哈哈大笑。然后让他们摘下来认识是些什么东西。研究研究他们是怎么沾到衣服上的……，到最后，每个人都沾着种子离开实验室。后来在野外，更是沾得满头、满身都是。每年的养蚕、搜集岩石、矿物标本、金属标本等活动还会刮起全校性的风。一时间满抽屉满教室的石头、心肝宝贝似的蚕、首饰盒里不翼而飞的贵金属，时常惹班主任和家长们"抗议"。

　　和孩子们在一起，观察他们，了解他们，研究他们，实在是实施有效的教学的前提，自然课更是如此。我一直认为，孩子们眼里的世界和我们成人眼里的世界不尽相同，认识世界的方法更是不尽相同。以指导儿童认识周围世界为已任的自然教师，岂能不下功夫研究孩子们眼里的世界以及他们认识世界的种种方法和经过呢?

　　猫是胎生的，许多孩子都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却不管大家的哄笑坚持说猫会生蛋，而且是亲眼所见。包括老师在内，比例为43：1！谁错谁对，谁更接近于"事实"呢?我忽然明白，是这个已经委屈得眼圈发红的周婕对：猫生出了一个软绵绵的"蛋"（胎胞）。一个软蛋，这就是孩子们眼里的世界!

　　其二，便是我的广泛兴趣和好胜心发挥了积极作用。

　　自然学科的内容包罗万象，五花八门。对一个不熟悉而又不感兴趣的人来说，教这一门课一定会感到莫大的负担和痛苦。我则恰恰相反，所有的内容都是我深感兴趣的；教这些内容，对我来说真是乐在其中的享受。小时候我一直向往着星空，可是除了古老的传说之外，我一无所获。没有人教我，指点我，也没有书。正是自然教学使我压抑多年的兴趣复苏，一时间我成了天文迷，搜集了许多资料，买了不少书，制作了天文望远镜；又是观察记录，又是测量计算，即使出差到北京、南宁，旅游在黄山、普陀山也总不忘在这些纬度、经度和观察条件不同的地方看一看星星。好儿次，我深更半夜在马路的最暗处仰望星空，引起路人的怀疑，直至巡夜者的盘问。我忽然想起法布尔趴在地上被人当作小偷的故事。后来，不管是否有用，我总拿着一个双筒望远镜，慢慢地就有了一点"名声"。有一天夜里，"通通通"一阵紧急敲门声，老远的一位邻居说出现了飞碟，我们三步两脚下了楼，跑出门，原来是有薄云的夜空里时隐时现的木星。

　　高兴的是我的功夫没有白费，我得到了我这个层次的天文爱好者的极大的满足，涉及天文内容的课，不仅我喜欢，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无一例外地喜欢。实验观察的夜晚，住在离校十几里路外的一些孩子也一个不漏地赶来了。我们观察了哈雷彗星。观察过月全食，观察过环形山，还观察了一些著名的双星、星团、星云、木星卫星，几个主要的四季星座和亮星已满足不了孩子的观察兴趣。孩子们的心飞向了太空。

　　这些年来，我以同样的劲头沉湎到地学知识、气象知识、环境知识等五花八门的知识海洋里去。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我的兴趣导致我从事这项工作，还是这项工作诱发了我的兴趣。不管怎样，作为一个自然教师，有着广泛的兴趣是值得庆幸的。

　　也许我的兴趣只是一种润滑剂，骨子里的动力是我的自尊和好胜。孩子们拿起一块石头问我，我说不认识，这还情有可原。可要是一块又一块地不认识，我便会发狠心去学习，去研究。最近，我又发了狠心，买了一套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准备用来对付孩子们的发问，这五本书叠起来足有一尺厚，看得我眼花缭乱。

　　说起书，那是我的命根子。这些年来，我没买电冰箱、彩电、洗衣机。但是买了一千多本书，那可是一本本管用的、在我的大脑里编了号的书。我跟进修学校的图书馆、跟杭州图书馆，甚至浙江图书馆比过，就我的需要来说，它们的书没有我的多。有一次，我在出版社图书馆发现一本有用的书，那是一本英国的科学启蒙教学书，我找遍了杭州市的书店都没能买到，就下决心抄书。大概抄了两万多字，恰好出差去上海，于是便开始在上海的大小书店里搜寻，最终在淮海路的书架上发现了仅存的一本《四季科学》。也有实在买不到的书，我一字不漏地抄过一本《科学启蒙》，摘抄的就更多了。我想，我的卡片至少也有50万字。作为自然教师，如何去对付五花八门的学问呢?我的对策就是读书、买书，手头有书。我可以引以自豪的也许就是我手头的这批书，我的这个有用的资料库。

我的追求
　　作为一名自然教师，我追求上好每一节课；追求孩子们的信任、热爱和尊敬；追求各种比赛的第一名，而且至今仍在追求着，只不过追求的中心已经转移。"好高鹜远"的我已经开始在更深的层次探寻。说"好高鹜远"，不仅因为有人会这么认为，就连我自己也未拿准最终的忧喜。我是个教师，然而我所涉及的似乎已脱离了教师的实际，展开的学习、储备的资料、思
考的问题，粗看起来，好象已远离我所从事的具体工作。
　　例如，我会从自然教学工作的改革开始一直探寻到各个学科的改革，直至学校管理的改革，甚至整个初等教育（包括小学和学前教育）中去。也许我只不过做了一个现代教师所应该做、应该想的。最终得失尚不可知，但就目前来说，我确实已从自己"好高鹜远"的超现实追求和超前探索中受了益，就如俗话所说的站得高、看得远，我敢大刀阔斧地处理一些教材，大都源于这一基础。

　　对教材的态度反映了我胆子较大、思想开放的一个侧面。我确实不迷信，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教材，不迷信外国，也不迷信权威，甚至还有点喜欢向权威挑战，就象学生时代喜欢跟老师挑战那样。我确实锤炼了自己的批判能力，同时也饱尝了挑战和批判的副产品-各种苦涩的果子。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狂妄和骄傲，但了解我的人却不以为然，因此他们知道，我对自己的批判更加苛刻。我对自编教材的批判，使它们至今不能问世；我对自己观点的批判，使它们迟迟不能成文；我对自己的课的批判，使得至今还没有"保留节目"，没有一堂事后满意的课，我的几十堂公开课中仅有几个相同的课题，但教案也大不相同，就象熊瞎子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永远得从头开始。

　　人的实践和认识之间总存在着无法消除的差距，这是人皆如此的。我猜想有的人喜欢致力于实践，以缩短这个差距，达到相对的平衡，我则恰好属于另一种类型，更倾心于货真价实的"眼高手低"，也许我真发现了一条加速自我发展的捷径--在不懈的追求中，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取得进步。

　　初任自然常识课的那个年头，我发展起一批备受赞扬的课，那些课，内容丰富，形式生动，犹如科学知识讲座，配之于各种实验演示和精美的幻想，广征博引，能把听课的老师都镇住。然而得意了不久就被自己否定了:我这不是把自己的课等同于科普书刊或电影了吗?实际上比它们还远远不如，在电视、电影、书刊蓬勃发展的时代，要这样的自然教师干什么呢?

　　我正是这样开始了思考，怎么教?怎么学?恰恰这时，赶上了自然改革的大潮，默耕老师倡导的"一箭多雕"之"水"来的时候，我的"渠"也成了，很快接受了新的观念，发展起一批全新的课：观察课、实验课、制作课、考察课等等。我相信这些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能力，也确实更为有趣和吸引人。但是不久，我又否定了自己。我发现那时我所谓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操作能力等，实际上只不过是观察、实验、操作等活动的方法和技能。技能和能力不能相提并论，基本知识加上基本技能再加上有趣，仍然与一箭多雕、培养能力发展智力的目标相去遥远，似有点象六十年代的"双基"在八十年代的自然课里复活。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探索，更为漫长、曲折和艰难。1983年的两课录像正是在这个时期上的，《我们的红领巾气象站》明显地带有前期的痕迹；《昆虫》则已反映出我所开始的新的探索。我不再徘徊于知识、能力、兴趣之间举棋不定。也不再着眼于观察、实验、操作的方法和技能训练之中，我的自然教学之箭开始专注于一个目标-学生的发展。目标的中心发展对客观世界（自然界）的认识，并以此统一认识的动机、认识的能力、认识的基础等等，原先被我们不自觉地割裂开来的兴趣、知识和能力等目标。

　　说它漫长，因为四年过去了。我还没摸到头;说它曲折，因为它走过弯路，特别是在尚未形成批判和消化能力的时候便倾心于探究-研讨法所引起的混乱；说它艰难，因为我碰到的是对我来说是空前规模和空前难度的难题。我开始了对自然学科和自然教学的再认识，搜集了十余个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教育大纲或教材、教师用书，并开始有计划地研读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科学以及科学发展史、科学思想史、科学方法论等范畴的书籍，至今仍在进行。
　　我在不断逼迫自己走一条要求更高、更艰难的道路的同时，逐渐地享受到了自然教学中的自由，尽管还只是小小的一点自由（比如仅仅是比较有把握地上好课），但是到自己正在接近自由王国，正在日趋成熟，我是很兴奋的。
　　我时时强烈地感受到时代、国家、民族赋予我们这一代人，赋予我们这一代自然教师的责任，时时强烈感受到"开除球籍"的压力，一种紧迫感、一种焦虑和责任驱赶着我的永不停止的奋进和追求。

从小科学迷到自然教师 -

　　
　　《小学自然教学》编者按 　路培琦，年40余，中等身材，笑容可掬，生性聪明颖悟，外貌和善，孩子们一看就喜欢。他的一节《植物的果实》，成为体现自然课改革精神的代表作，又由于两次参加了兰本达的“探究—研讨”教学法培训班，在自然和数学两科中大胆探索，兰本达教授专门写信邀请他去路易·艾黎创办的山丹培黎学校传授“探究—研讨”教学法。

　　本刊发表过路老师的两篇自编课：《连续测量一杯热水的温度》和《连续测量一杯冷水加热的温度》，这两节课使用的教具极简单，人人可以做得到；但他选择的角度，设计的教法与学法却颇为新颖，是一般人难以想到的。这两节课的内容有价值，所蕴含的科学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更是难能可贵，堪称“一举多得”的杰作。

　　这位优秀的自然教师是如何从一个“小科学迷”成长起来的呢?这篇自述未免过于简略，但仍可让读者领略到几分奥妙。

　　兴趣爱好决定了我当上了自然教师

　　我上小学的时候非常贪玩，功课一般。学校附近是荒野和农田。放学后捉蜻蜓，捕小鱼，逮蚂蚱，钓青蛙。我有一套磨得非常快的小刀，放在一只精致的小木盒里。捉来什么活物都想解剖开来仔细看看，看青蛙的心跳；青蛙的肺泡；蚂蚱的筋儿……有意思极了。

　　记得有一次我家的座钟不走了，我怎么鼓捣也不走，于是把它拆了看个究竟，结果怎么也装不上了，挨了妈妈一顿骂，用包袱皮儿包起来送到钟表铺去修理。

　　我特别爱看童话故事书，听有神秘色彩的故事，夏天的晚上我和同院的小伙伴们坐在院子里听邻居大爷讲“王小儿挖参”的故事。有次把蝎子和大蜘蛛放在小盆儿里，看他们打架，结果忘了去上学。由于“逃学”，老师罚我站在黑板旁边听课，可脑子里还是总出现蝎子和蜘蛛打架的场面。
　　一次妈妈让我去买醋，走到一个矮棚前见一只大蜘蛛正在结网，刚刚拉好几条放射线。于是我一直看着它把整个网结好，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早把买醋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记得我做过一只长木枪，把弹弓装在枪头上，长长的橡皮筋拉到扳机处，放上小泥丸，一扣板机打出去，好玩极了。
　　我曾设计过“自行汽车”，用缝纫机和的脚踏板做动力，用汽车方向盘转弯，外型是小汽车模样……
　　我最爱上手工课，在石膏板上刻马克思、列宁、毛主席、朱德的头像，刻中国地图。绑刷子。用木板做象鼻子式衣勾。用纸绳编小篮子。用粘土做小陶罐、小砚台，放在炉子里烧。糊风筝，放风筝……
　　夏天养蟋蟀，秋天养蝈蝈，没有我不爱的东西，课余生活总是那么丰富多彩。
　　上中学时我参加了兴趣小组的活动，做飞机模型，起重机模型，做矿石收音机等。一直到上师范，这些兴趣始终不衰。学习也越来越好起来，当上了数学课代表，学习委员，成为班里学习成绩一流的学生。
　　参加工作以来，在师范二附小教书，开始教过语文、数学。我照样带着孩子们一起玩模型飞机，搞半导体收音机等。由于这方面的爱好和特长，校长便让我教了自然课。

　　新教材试教工作使我转变了教学指导思想

　　从1960年工作一直到1980年，20年的教学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曾在市、区做过几次公开课，但总没教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大纲、教材是旧的，我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方法也是陈旧的，总是在那些知识上下功夫。
　　1981年接受人教社试教新教材的任务是我教学思想的转折点。
　　试教《植物的果实》那一课时，刘默耕老师从北京赶来听课。课一开始，我让学生汇报一下带来了哪些果实?结果有的孩子把胡萝卜也带来了（那时还没有讲根），有的孩子说胡萝卜不能算果实，一些孩子抢着说胡萝卜算果实，一下子形成了两派争论起来。于是我说：“胡萝卡算不算果实，等一会儿我们再讨论，现在先听我讲。”课上完以后，刘默耕老师问我：“刚才课上孩子们争论胡萝卜是不是果实的场面多好啊!你为什么不让他们争论下去呢？”我说，“我备课时没有想到这种情况，怕驾驭不了”。刘老说：“你很能驾驭课堂。三言两语就把他们压下去了。问题是向哪个方向引导。”他给讲上海李子平老师的《形状和承受力》一课的上法，并给我分析教学指导思想应向哪个方向转化的道理，一直讲到深夜。

　　经过几年的试教工作，刘老师的指教和理论的学习，使我的教学指导思想产生了新的飞跃，　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