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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笔记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笔记
(沈志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2)

2017-06-30
序言,“转折还是选择——如何估计1956-1957年的中国”。
作为全书的序言,作者开门见山,指出1956-1957年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两年反差极大”,如果说,1956年是“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就是“阴霾笼罩天空”,因此,“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作者认为,需要追寻的是两条相对独立而又相互交织的线索:其一是“中共对社会主义社会及其主要任务的认识”,其二是“中共对社会主义同盟机中苏关系的估计”。正是由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影响了中共领导人的“选择”。作者反复强调,发生在1956-1957的事件,并不能算作“转折”,而只是中共领导人经过思考做出的“选择”——尽管是“令人失望”的,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八十年代。
【一直很关注沈志华对现代中国史的研究,不仅仅在于他的许多论断,不是出于“我以为”,而是基于对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并予以“复原”,在这个基础上,从理解而不是简单“臧否”的视角进行讨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道理很简单:历史人物也是人,他们并不希望“遗臭万年”(当然也有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人),因而,他们在作出影像历史发展的决策时,一定会充分利用所能掌握的各种信息,并做出判断。一旦“信息不全”,特别是一些关键的信息没有掌握,或者掌握不全,所作出的决策,就有可能出错。所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讨论,首先应该“复原”,才有可能得以正确评价。毕竟,“事后诸葛亮”肯定是不会有错的,但也是最没有用的。】

2017-07-04
第一章,“知识分子会议:中共的认识和政策调整”。
这一章,围绕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为主线,介绍了1956-1957“选择”的第一个国内因素——知识分子问题。作者依托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分四节梳理了这段历史。四节的标题是:“中共对知识分子地位的再认识”、“动员全党解决知识分子的问题”、“带有功利主义色彩的政策调整”“知识分子的双重反应和精神诉求”。
读完全章,可见,“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在中共是有历史渊源的。其特征是“左”的倾向严重,从骨子里就一直没有把知识分子当作“自己人”。这不仅是“工农干部”,也包括一部分“党内知识分子”。因为,作为“革命党”,对知识分子,总有一种“没有你们,我们照样成功”的情绪。建国以后,肃反、批俞平伯、打胡风集团等政治运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矛头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在平时工作中,政治上“估计不足、信任不够”,使用上“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上也不仅没有正常的晋升通道,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等连生活都困难——作者比较详尽的对这些发表在《内部参考》上的来自各地“知识分子问题调查报告”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了归纳、梳理,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安排的。会上,周恩来作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主旨报告。作者梳理了这个报告的主要精神有:其一,当代科技发展迅猛,要急起直追需要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二,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开始为社会主义服务了;其三,宗派主义是制约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关键,要打破。在这个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安排”“给予知识分子以信任和支持”“改善他们的生活工作待遇”等具体要求。会议进展顺利,通过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使得知识分子得到了实惠,感受到了鼓舞。
作者比较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个会上的讲话,在指出他们相同的地方的同时,注意到了细微但又深刻的差异——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周,认为“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而毛,对此避而不谈。很明显,毛此时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政策的调整使得知识分子们感到振奋,取得了应有的效果,同时,由于没有对五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的过火行为以及“思想和学术自由”没有予以肯定,又为后面的变化,埋下了“伏笔”。
【诚如作者在本章开头引用费正清的观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都是“纠缠不清”的。在中国也是如此。回想起来,无论中共还是国民党都存在这个问题。现在人们常称道民国时期,特别是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有充分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似乎国民党在这方面比较开明。但其实未必如此。并不是国民党不想管,而是那个时候,他们的关注点都聚焦在战争,不管是军阀之间、国共之间还是中日之间。一个明显的证明是:1945年后,当蒋介石大权在握之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就可以证明——很简单,到那个时候,“思想自由”的矛头转向了蒋介石政府自己了,还能容忍么?不要用太多的资料,只要看一下当年的国民政府任命的“院士”,有多少追随蒋介石到台湾去就可以看出。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其实也没有做好。在夺取政权之前,或许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还能维持,一旦政权在握,就很难“坚持”了。本书引用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对那种“老子打了一辈子仗,没有你也行”情绪的批评,特别指出,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没有你也行呀,但没有他们就不行了”的话,自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观”的转变,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但不是无的放矢,而且可见,在中共党内,这类情绪还是很严重的。由此,想到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当年,中共的阶级基础到底是什么?我想,至少不是“成熟的工人阶级”,而是“还未成熟工人”与“还未完全走出农业社会的农民”——这样一个党的大部分成员,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又会是怎样一个样子呢?——我们都希望“跨越式发展”,“发展”是没有问题的,但“跨越”就未必是正向的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1958年的“三面红旗”会搞成那个样子了……】

2017-07-13
第二章,“非斯大林化:苏共二十大及中共的反应”。
这一章似乎在探讨“国际背景”,全章分为三节:“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非斯大林化现象由来”、“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这里的前两节的主要内容,都曾出现在《沈志华演讲录》中,所以整体感觉并不陌生。大致的意思是:
苏共二十大,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为核心的对外政策总方针和总路线,对此,以“武装夺取政权”为自己主要经验的中共及毛泽东虽未必完全赞同,但也没有全盘否定——因为这毕竟反映了时代发展的特点。在国内问题上,苏共二十大提出“改变经济发展及管理”的七个方面的措施和做法,作者比较了这些措施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发现其中有很多是相同或类似的——也就是说,两者还是有许多共识的。至于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那个著名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第一次公开的点名批评斯大林,不仅在苏联乃至真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各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作者在第二节中,在“非斯大林化现象由来”的题目下,讨论了“非斯大林化”的历史渊源,依据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再现并讨论了“秘密报告”的出笼经过,并且得出结论:即使是赫鲁晓夫的这份“秘密报告”,也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批评只是集中在“个人崇拜”“冤假错案”等方面,但即使这样,在那个年代对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冲击,是难以预料的——而作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对此估计不足。
本章的重心还是第三节——“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
作者依据历史文献的解读,结论是:在国际和国内问题上,两党几乎没有太大的分歧,甚至于中共还给与很高的评价。问题主要还是集中在对斯大林的评价。
作者大致介绍了苏联国内以及各国各党对“秘密报告”的反应,指出:苏共二十大以后,尽管国内也有人感到“吃惊或迷惑”,但总体来讲还是比价平稳的。对中共高层来讲,尽管早就觉察到“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将发生变化”,但基本上是持认同态度的。这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斯大林先是通过“第三国际”后又直接介入,给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指示,给中共造成过多次重大损失,即使在建国前后乃至于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也令中共领导层不满。因此,对于斯大林的批判,中共及其领导人并不反对。毛泽东提出了要汲取斯大林的教训,“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6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等文献,体现了中共对斯大林问题的看法。这一文献引起了整个社会阵营的关注,甚至于苏共将其引发到各级党组织。中共八大的报告,依旧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作者依据史料,注意到:当时,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尽管与苏共领导层的意见并无太大的分歧,但是,在对“个人崇拜”等问题的表达上,还是有明显的差异,认为赫鲁晓夫他们批评斯大林“原则上和方法上”是有错误的:在原则上,对“个人崇拜”不能一概否认;在方法上,则是采用这种“突然袭击”的方法,在大多数人尚未有思想准备的前提下提出,因而引起思想混乱。不过,作者的结论是:直到1956年底,中苏关系依旧是“蜜月期”,尽管一些分歧,埋下了日后分裂的种子,但整体而言,还是好的。
【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都是:“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始于苏共二十大”、“中苏分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现在看来,其实并不那么简单。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的公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斯大林——确实有功有过,差别只在于从哪个角度去看待和评价他的功过比例的问题。我一向觉得,历史的发展,至少在一开始,并不是少数人所能左右的。斯大林之所以能够“独裁”,自然有他个人的原因,但,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得逞”的。事实上,他也不是“净干坏事”的。问题就在于:“个人崇拜”!而且有人推波助澜,乐观其成,并且实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野心。所以,“个人崇拜”往往与“野心勃勃”交织在一起。对于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社会发展,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于这一点,苏共没有讲清楚,毛泽东则不以为然,反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予以强化——这都可以看成是“时代的局限”,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在血与火的历练中,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2017-07-14
第三章,“反冒进:中共经济建设方针争论”。
这一章主要介绍了发生在1956年中共高层围绕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的一场大争论,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少有的正面冲突的一次。
作者从五个方面做了讨论:“毛泽东主张反‘右倾保守’”、“周恩来提出反‘急躁冒进’”、“中央决定改变经济建设方针”、“来自莫斯科的意见支持周恩来”。
从作者的介绍看,1955年“农业合作化”在没有冲突和对抗的情况下迅速完成、1956年初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以较快的速度与完成,从而使原定“通过三个五年计划15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居然在不到两年就完成了。这,令毛泽东十分兴奋,以为经济建设也可能用这样的速度来实现,因此,在不同场合发出了此类信号,开始了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批评。
与之相对应,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感受到了这样的“高速度”带来的压力以及在其背后隐藏的隐患。“多快好省”的提出,本意是在一片“加速发展”的背景下,试图用“好”“省”对“多”“快”进行制约,但效果并不明显,相反,在“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下,急躁冒进的趋势愈演愈烈,已经开始对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产生了冲击。全线紧张,是当时的国家计委等负责财经工作的领导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开始提出“反急躁冒进”的口号,开始压缩计划,但在那样的形势下自然困难重重。作者回顾并介绍了围绕“反右倾保守”还是“反急躁冒进”在高层领导中发生的争论。毕竟,经济的现实情况放在那里,在1956年,周恩来为代表的意见占上风,并得到了中国不得不依靠的苏联方面的支持,尽管毛泽东并不满意,但最终还是把“高指标”压了下来,形成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二五计划”。
作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认为:这段历史,表明了当时中共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的,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最高的领袖,但是,至少他身边的人,还敢于提并坚持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这与“反右”“大跃进”乃至“文革”是不同的。
至于经济方面,作者认为,毛与周的分歧的实质,还是在于:周,试图建立一个稳定平衡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毛,则是希望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打破这种四平八稳的体制,实现“飞跃发展”。作者认为:站在几十年以后来看这场争论,无论是毛还是周,他们共同的局限是:忽视“市场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因而造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荡。毛泽东的思路,一方面固然给经济建设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客观上阻碍了中国完整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
【本章结尾处作者对这场争论的结语,不无道理。然而这本质上,也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局限所造成的——在那个年代,要想真正意识到“市场经济”同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运行并发挥作用,就有点苛求前人了。站在那个历史现场,从经济的及角度,其实毛、周都不正确,但是,从哲学和思想方法的角度看,周高于毛——因为他懂得并坚持了“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毛在这个背景下所恪守的,只是“生产关系的解放可以促进生产力”这样一条原理,而且又忽略了这条规律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但是,我觉得更值得反思的是:在中国,为什么“急躁冒进”往往容易被接受、被执行?如果以“超前”或“滞后”做标准来分“左”和“右”的话,为什么人们往往会持“左比右好”的“认识”来决定自己立场?这种选择,体现在“对人”的处理上,往往对被认定为“敌人”狠到底,在政策路线上,则一直是“过”比“不及”好——尽管一直强调“实事求是”,但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做不到、做不好,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文化基因”有问题呢?】

2017-07-19
第四章,“中共八大:为什么不提‘毛泽东思想’”。
这一章,看来是本书中篇幅最短的,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从本章的小标题就可以看出:“毛泽东本人提出和赞同的建议”、“来自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压力”、“中共对反‘个人崇拜’的态度”。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条:中共,主要是毛泽东本人,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和看法——从中不难看出:对“个人崇拜”也要一分为二,对于确实是“掌握真理”的,或者说在特殊背景下(例如:战争状态下),“个人崇拜”是必需的,要防止的,仅仅是“盲目服从”。但不难看出,这个“划分标准”本身就很难划清,由此,才带来后来一直到文革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本章值得关注的,倒是作为本章导言的那部分论述。人们对“八大研究”,现在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中共八大提出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而把此后20余年中国激进和极端的发展道路及其后果,归结为对八大路线的背离,同时又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与八大连接起来。”本书作者基本认同这种认识。但,作为历史研究,作者进一步提出:需要进一步回答:“为什么八大开过不到一年,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拥护的八大路线就被抛弃了呢?历史存在惯性,那么在八大路线中,有哪些方面保留了‘革命传统’,而恰恰在这些地方为后来中共的激进和极端政策埋下了伏笔?”——我觉得,作者抓住了要害!而这里,对“毛泽东思想”和“反个人崇拜”的“小切口”,为我们思考并回应这个问题,提供了示范。所以,这里提出的问题给我们的启示是:“长时段研究”的必要性。我觉得,“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我们不在现场。而作为身处“历史现场”的当事人,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决策,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动,“后来人”可以做出种种猜测,但你的猜测,未必就是“历史现场的当事人”的的真实意图。不妨,我们可以这样想象:几十年或者一百年以后,有人来研究我们现在的“决策”“行动”,并且推测你的动机,一定是准确的吗?“现实研究”则不同,只要一旦回到现实中,很快就能判断出好与坏——当然,几十年以后来开就未必了,那是后话。所以,回到长时段,是必然的趋势。应尽快阅读《历史学宣言》,看看有什么新的东西。】

2017-07-27
第五章,“‘波匈事件’:中国的反应及态度转变”
第六章。“周恩来穿梭外交: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这两章并在一起,理由在于它们讨论的,是同样一个阶段的历史事件——发生在1956年底到1957年初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
记得我最早听说这两件事的,好像还是在“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或者是“红卫兵小报”),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把篇文章的标题是:“周恩来乘坐坦克到布达佩斯解决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大意)。在那个时候,这类标题的文章还有不少,反正总是耸人听闻的。后来,接触到一些相对比较严肃的文献资料(例如《摘译》等),也看到了一些具体的叙述和分析,特别是在1976年“4.5事件”的报道中,将邓说成是“中国的纳吉”时,为了说明这个“典故”,提供了更多的材料,似乎对“波匈事件”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依旧是“偏听”而已。
像本书这样用了整整100多页的篇幅,详细的叙述和讨论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各方反应,处置的过程以及对各方面的影响,倒也是第一次。
关于事件的本身的性质,作者依托已经开放的档案,作了介绍和分析,可以判定:这,应该是东欧国家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争取“国家主权平等”的努力,应该是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不满“苏联模式”力求走适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之路的演练。然而,围绕着事件的进程,中苏及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态度,所采取的对策以及做出这些决策背后的种种,才更有意思,更值得关注。
作者根据已经看到的历史档案,“恢复历史现场”,分析介绍了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以哥穆尔卡、卡达尔、铁托等东欧国家领导人,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以及各方面人物围绕这一事件的态度,发表的言论、采取的行动,还是比较可信的,也是颇有启发的。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此时,中共已经显现取代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迹象——尽管中共力图避免给人以这种印象。当然,此时的苏共,也已经明显的开始走下坡路了——可以这样说,或许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酝酿着苏联的解体了。
【这两章读后,有两点觉得值得关注的:其一是“国际上”,在当时,苏联老大哥的衰落,人们都希望中国出来挑头。种种迹象可见,当时的毛泽东或许也是这么想的,但还是才比较谨慎的言行。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似乎是到了“中苏决裂”之后才付诸行动,这,或许也是一种“失策”。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今,“美国衰落”,以“一带一路”为标志,国际上似乎又形成了“让中国当头”的期待,是不是也需要冷静思考?其二,波匈事件对国内的影响。从作者在这两章中已经涉及到的中共领导人的态度看,把这“波兰”“匈牙利”再加上“南斯拉夫”等事件,看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样板”,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并不是没有市场的。或许,这,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以及中共领导人的思想,直接导致了随后一系列“昏招”“臭棋”的出现……】

2017-08-05
第七章,“人民内部矛盾:中共对东欧危机的思考”。
这一章主要讨论了“波匈事件”对国内的影响。尽管那个时候的信息传播不那么畅通,但被认为“无比优越”的“社会主义阵营”居然发生这样的事件,不可能不波及国内。
本章作者分五个方面对这段历史作了回顾和梳理。
第一节,“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侧重于讨论在中共高层产生的影响。这次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首先作报告,分别从“政治”“经济”“人民生活”三个方面对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各种问题作了介绍,对“波匈事件”等带来的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对如何防止作了阐述。随后,进行分组讨论,在讨论中,不少委员也对逐渐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但,从刘、周、陈报告时的插话以及在“小组长会议”乃至于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看,毛泽东对三位的发言并不满意,在波匈事件原因、经济发展问题、人民生活问题、斯大林问题都明显的表达与主报告不同的观点。对“民主”特别是“大民主与小民主”等,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不过,按作者所占有的史料分析,当时,对国外的问题,党内并没有分歧,但是,“转到中国问题”时,不同的声音已经出现。
第二节,“‘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再讨论”,则围绕着《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来龙去脉展开。起因在于铁托的“普拉讲话”所掀起的又一阵风浪。铁托的这个演讲,对苏联在处理“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并由此重提“斯大林主义”的问题。对此,毛泽东高度关注,并且罕见的把这篇《再论》的文章,提交政治局反复讨论后才发表。不难看出,从“一论”到现在,毛泽东对所论问题看法的变化。但文章的发表,在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中共赢得了荣誉和地位。
第三节,“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则回到国内,其实,当时的国内也不太平。“波匈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普通国民,都有许多“为什么”,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开始出现了对党和国家的制度的怀疑和批评;或许由于“工商业改造”“农业合作化”进展过于快速,当时被掩盖的问题开始逐渐显露,因而“退社”等风潮愈演愈烈;加上“官僚主义”等带来的人民群众对不满,社会动乱有扩大的趋势,因而出现一种令人不安的局面。
第四节,“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如题,这一节主要介绍了当时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作者提到:“总的说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以后,对各地‘闹事’和社会实际问题,中央和政府的主旨显然是调整原有政策,采取某种‘让步’的姿态。不过,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即‘波匈事件’后的社会思想动态。对此,毛泽东看得比较严重。”
第五节,“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正是对上一节结束时的呼应,作者侧重介绍了毛泽东1957年1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以此为依据,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番话,已经蕴含了他后来发动‘反右派’运动的思想基础”,但是,那个时候,在毛泽东和中共看来,造成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领导人的官僚化和特殊化”、“普通民众对执政党的不满,有可能进一步激化,但不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有但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有限”。因此,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并成为后来的“党内整风”的指导思想。
【现代社会,“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界限其实已经很模糊了,“波匈事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个国家,都带来冲击和影响,这几乎没有可以逃避的。这里的关键还是在于“如何应对”,这体现出一个政党的智慧。应该说,八届二中全会,以及“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代表的是那个时代中共的智慧。感到遗憾的是:后来为什么被中断了?似乎还是“制度问题”——对“领袖”与“领导集体”的关系——的处理上出了问题。从本章内容看,八届二中全会上,民主空气还是比较浓的,毛、刘、周、陈的发言,尽管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尚能相互包容。会后的实际操作,“让步和安抚”的做法,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即使那些“激烈的批判”,至少到那个时候,虽然还不能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但毕竟有渠道(内参)发表和上达。几十年以后回过头来看,若这些路线政策做法能够坚持下去,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一系列的“臭招”“昏招”。】

2017-08-07
第八章,“‘开门整风’: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这一章接着上一章,继续讨论了面对“波匈事件”的影响,国内怎么办的问题。作者在本章的一开头,对一种“比较流行的意见”——认为“整风和反右是一回事”“发动整风就是为了‘引蛇出洞’”——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作者根据史料认为:“整风”和“反右”,是两个不同的过程,“整风”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反右”是为了“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它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本章侧重于讨论“整风运动”的起因。
作者分为四个部分作了介绍和分析。
第一,“毛泽东着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侧重介绍了国际国内一系列事件影响下,国内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因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而激化的实际情况,中共高层领导从“波匈事件”中都意识到在这些事件所蕴含的危机,意识到“整风”的必要性。
第二,“整风引起两种根本对立的反应”,主要介绍了党内党外对“整风”的不听反应,总体而言,在民主党派、知识分子中,反响热烈;相反,中共党内却反响寥寥——甚至于连《人民日报》等都极少发此类消息。
第三,“刘少奇与毛泽东的不同关注”,介绍了毛、刘两人分头外出视察的侧重点、主要讲话要点等,在比较中,作者指出,根据已经见到的档案看,中共党内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关注点、解决问题的主张,有一定差异。以“少数人闹事”为例,毛主张开展思想教育,从意识形态着手;刘少奇和国务院的领导比较重视调整政策,强调解决人民当前的利益,处理好人民生活问题。
第四,“毛泽东决定提前进行‘开门整风’”,主要介绍了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等的严厉批评,并决定提前下发文件,开始“整风”。
【很遗憾的是:我们依旧没有看到“整风”为何会变成“反右”的证据和叙述。不过,从这一章中,至少可以看到这么几点:毛泽东对于胜利以后党内滋生的各种不良倾向,以及由此对执政党带来的威胁,头脑还是清醒的;提出“双百方针”,试图借助知识分子和党外力量来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无道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还确实是一种创新。其实,如果“整风”能够按照预定的设想继续下去,应该说是很正确的。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出现了“逆袭”?究竟发生了什么令毛泽东改弦更张?看来,在更多的档案材料被解密之前,现在也很难推测。但不管怎么样,1957年的“逆袭”,确实是“文革”的预演。】

2017-08-09
第九章,“莫斯科会议:走到顶点的中苏同盟关系”。
这一章的笔锋转向了国际——社会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历史事件看,这是因为在1957年11月,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之时,各国共产党有一次大的聚会,这次聚会所形成的“莫斯科宣言”“和平宣言”,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都是一件大事,而且也可以看成是“国际共运”“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顶峰,或者说是“转折点”。
作者依据所掌握的史料从三个方面对这段历史作了介绍。
其一,“毛泽东主张开会解决问题”,主要谈了会议之前的准备工作情况,以此,特别强调了中共、毛泽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其二,“中共为开好会议所做的努力”,主要谈了会议过程中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为会议成功所做的种种努力,其中也谈到了本着“求同存异”原则,对当时许多重大的分歧的处理和结果,通过“还原”,让我们了解了当时各方的意见和差异。
其三,“毛泽东在莫斯科‘指点江山’”,不仅叙述了中共在莫斯科受到的非常接待,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在中共、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和影响力的“蒸蒸日上”,同时,也从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的几次发言中所透露出来的与“主流声音”略有不同的说法(例如:赶超英国、核战争等)。根据作者比对多方史料比较,指出了这些“即兴发言”,由于毛泽东本人的“中国式哲学思维”和“诗人气质”,形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也为后来的“大论战”埋下了伏笔。
在本章的结尾,作者在对“莫斯科会议”这段历史的总结中,指出:正是因为在那个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在经历了危机之后,都处在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在这之前,双方尽管有分歧,但还是相当默契,互相支持,因此,这个时候,特别是以“莫斯科会议”为标志,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顶点。但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各种原先被“存”的“异”开始发酵,逐渐走向公开的决裂。
【莫斯科会议的这一章介绍,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于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野心”——只是,当时中国的国力,还远远达不到当“头”的实力,但在其他方面,“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以及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确实在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中,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这种地位,容易使人产生“野心”。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倒是应该从这段历史后来的发展趋势中,领悟些什么。】

【有点不过瘾,本书到“莫斯科会议”就戛然而止,还是直接没有回答在本书一开头提出的问题:究竟为什么“1956年是春光洒满大地,会风云突变,成为1957年的阴霾笼罩天空”的?或许这将是作者另一部专著来回答的。不过,读完全书,大致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查其他历史文献,从时间表上排,应该是:
195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文《事情正在发生变化》。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人们“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据说是毛泽东亲笔写的)《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可见,“整风”,实际进展的时间不长,在2-3个月左右吧,随后就进入了“反右派”。
有材料证明:当时,确实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端言论,也有一些“极右派”(据初步统计大约不到100人吧)。但,在“波匈事件”的背景下,毛泽东及中央领导人(包括邓小平等),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加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体和阶级基础——工人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阶级仇民族恨”往往是进行“政治动员”基本方法,这种方法的负面作用就是“制造仇恨”,一切都简单化——“凡是说我坏话者都是敌人”,“反右扩大化”自然酿成了——直到“文革”登峰造极!
现在看来,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还是一个基于落后生产力的阶级基础跟不上“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这一点,在“革命”期间并不显著。但是到了“建设”期间,就日益暴露出其局限了。毛泽东,是一个“不安分的改革者”,不甘心于“渐变”的,他希望看到的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他的理想境界——却很少考虑“可行性”。当他成为“君临天下”的“领袖”时,周边的人有意无意的奉承,使他离真实的“可行性”越来越远,主观主义、随心所欲的成分越来越大——悲剧由此酿成。
结论是:无论是“反右”还是“文革”,对于毛泽东的主观而言,是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基于主观臆测的盲动”——当然,在客观上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对于他身边的人,则由于各种原因的“造神”,堵塞和蒙蔽了他对真实情况的把握和了解,构造了一个“主观臆测准确”虚假情境,诱导或助长了“昏招”“臭招”迭起,把国家带入了困境。(20170810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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