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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笔记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笔记

2017-07-13
总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作者开宗明义。因为,在这之前,华族与外族,虽有交流,但外族总体来讲,在文化上都低于华族,因此,即使他们“入主中原”,但不久就会被同化。但十九世纪所遇到的“外族”却截然不同。作者指出,“科学不及人”“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模样”“死守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等,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作者告诉我们“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成一个近代民族国家吗?”作者用日本、俄国、土耳其的例子,证明“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

2017-07-16
第一章,“剿夷与抚夷”。
本章围绕着“1840年鸦片战争”展开,按照战争的来龙去脉,共分七节展开,时间从1792年马嘎尔尼出使贺乾隆八十寿辰开始,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从史实的叙述看,与通行的“近代史”并无太大的差异,但对于事件的反思和评论,值得关注。
作者提到马嘎尔尼贺寿,表达了正处于上升时期的英国,按照当时通行的国际规则,试图打开中国市场努力。但那个时候,中国朝廷上下,依旧沉醉在“老大帝国”的美梦中,依旧按照传统的“朝贡”来处理,丧失了主动融入世界发展体系的机会,也给处于上升阶段极富有侵略性的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口实。
资本的扩张无所不用其极,鸦片的输入,不仅为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铺路,而且也为清帝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具有破坏性后果,“禁烟”成为当时的“刚需”。问题在于,这本来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和贸易方式解决的问题,由于朝廷上下缺乏外交知识,加之“老大帝国”的痴梦,在对英的政策上一开始就摇摆不定。
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有力的采取了相应措施,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对英方有可能报复措施的又缺乏警惕和必要的防范,最终全面爆发战争。战争的失败,让许多人看清了在军事技术上两国之间差距明显,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加之其他各方面的影响,几乎没有胜算。
问题在于:既然看到了差距,那为什么至少等了十年没有进行改变呢?
蒋廷黻指出,问题在于: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且这种文化是士大夫的生命线和饭碗,再加上这些士大夫缺乏独立和大无畏的担当精神的。
蒋廷黻以林则徐为例,他认为其实有两个林则徐,作为士大夫的林则徐,主张禁烟剿夷,也取得成就,但却被琦善等奸臣驱逐了;另一个是真实的林则徐,他最早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所在,不仅开始购买洋枪洋炮,以此与外敌对抗,而且也通过支持魏源收集材料,编写《海国图志》等著作研究外国——但已经没有他付诸实施的机会了。
蒋廷黻对《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的分析很有意思。这些条约规定:赔款、割香港、五口通商、两国官吏平等往来等,直到现在不少人还咬牙切齿的方面,他倒觉得没有多大问题,而是“治外法权”“协定关税”,这两项当时的人们并不重视,还觉得“很不错的”条款,才是真正的“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和关键——这完全是当时朝廷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缺乏必要的外交和国际法知识的恶果。
随后十年,在通商中,依旧矛盾重重,仇外心理,在民间、在朝廷日益滋长,终于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外交又一次遭遇失败,但经历了两场“鸦片战争”,以“关门闭国”为基本策略的“剿夷派”,终于失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睁开眼看世界”的新路。
【蒋著的《中国近代史》讨论两次“鸦片战争”的文字中,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是:在两次失败面前,我们自己这方面的问题在哪里?这和我们过去所读的“近代史”把一切都归入“资本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同。“资本主义的侵略性”自然存在,但如何应对才大有讲究。如同蒋在“总论”中提到的,中华文明,由于数千年“超越世界”的发展而形成的那种“自以为是”的习惯,不仅使统治者和士大夫,而且也使广大的百姓陷入盲目自信的泥潭。这种思维方式,直到现在依旧有残余,只是,“盲目自信”被“盲目自卑”所替代。】

2017-07-18
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
如果说第一章侧重于“对外关系”的话,本章则讨论了国内——处在这个转换关头的两位重要人物:洪秀全和曾国藩。全章比较精干,仅四节:“旧社会走循环套”、“洪秀全企图建新朝”、“曾国藩刷新旧社会”、“洪秀全失败”。
作者指出,如果说前一章说到的“祸患”来自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我们确实无法阻止,但只要虚心学习,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到这个时候,也已经腐烂不堪——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救药”。
作者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很有意思,他依据清代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变化指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逃脱”,因为大乱,造成人口的急剧减少,于是有荒可垦、有地可种,于是“安居乐业”,但不久,人口一天天多起来,地没有增加或者已经没有新的可垦,造成生活程度的下降,不久,又进入“天下大乱”,又来一个新的循环。这一“人口与土地”造成的循环,与统治官员的的变化:开国时多出身于苦力,能知道民间苦难,尚能励精图治,但由于“有志之士”只有“为官”一条道才能施展才华,加之,世袭、阶层固化等原因,一代又一代,就很少有“知道民间苦难,能够励精图治”的人了——作者以林则徐为例,这,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一个好官了,但就其出身,尽管贫寒,但并不是耕地农民——社会最底层的。这又形成了第二个循环:官员从“励精图治”到“贪官污吏”的循环。作者的结论是“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重的。”
对于洪秀全和曾国藩,诚如两节小标题,一个试图“建新朝”,也提出一些似乎有点“超前”的口号和主张,但洪秀全本人并不是“真命天子”,自然也就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曾国藩虽不是“苦力”出身,但他毕竟生活在乡下,又熟读古籍经典,既有精神的追求,又有很强的办事能力,他的事业与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酒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可见,他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而且,曾国藩所开创的“军队私有化”,又为以后的军阀埋下了根。
【忍不住为这一章点赞。特别是这个“循环套”的分析,实在是精彩。这不仅是对“近代”,也是对“当代”许多历史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很好的思路——其实质,还是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实,由此还应该想到的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七亿人口,不斗行么”,与此相应的还有“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经历了文革,人们对毛的这些话,都持“批判”的态度,以为这就是毛泽东搞乱中国的根本原因。其实,按照蒋廷黻的“循环论”,毛泽东只是说出了中国历史特有的一个规律罢了。毛泽东一直试图摆脱这一“怪圈”。毛意识到: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场,在“百废待兴”时,不会懈怠,努力上行;但到了“稳定期”或“小有成就”,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解决,整个中国依旧会处在这种无休无止的循环中。只不过,毛泽东选择了“用不停的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来解决问题,事实证明,这条路子走不通!邓小平强调“经济建设”,他的意图是: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家政治层面,转到个人实际利益上去,把“阶级斗争”(其实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转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上去,依旧是在“制造危机”中打破这种“循环”——基本思路,与毛没有实质性的差别,从这三十年的实践看,这条路,依旧是荆棘丛生,从“长时段”看,也未必是“正确”的。我总觉得,中国人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把“上升时期”的好东西,用制度或规范固定下来,不允许随意的改动,以此来应对“循环”呢?——这才是真正的“法治”,并且以此使中国最终、永远走出那历史循环的怪圈!其实,毛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话”中,已经看出:他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考虑的,可惜,最终依旧没有解决好!作者将洪秀全和曾国藩,作为“民间运动”和“恢复秩序”的代表,但是,在那个年代,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为“维新”“革命”的发生做了铺垫。】


2017-07-23
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
本章写的是:面对着内外困境,国内的统治者是如何应对的。全章分五节作了阐述:
1、内外合作以求自强:本节从处理“中法联军”得到的“西洋军器练兵确实比我们好”“西洋人肯出售军器并帮助训练”“西洋人还算能守信用”等三大教训展开,“以夷制夷”、为确保自强实现短期内尽可能不用兵,成为一部分士大夫和官员的共识。作者特别推举李鸿章1864年个恭亲王的信,李鸿章确实代表了当时比较清醒的一批官员。
2、步步向前进:本章主要介绍了洋务运动的开展情况,从所列的清单可见“同文馆”“兵船制造”“矿务局”等项目都在有序的推进,“北洋水师”也已经组建。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这种推进,其实还是不彻底的。
3、前进遇着阻碍:作者指出:作为这场运动的推进者的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五人,除李,都未出过国,又都是出身于“旧社会”。所以,他们的思路和做法本身就存在许多局限。作者以李鸿章为例,他明知经费紧张,还为了讨好清廷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即使有限的军费,因为监管不力,被贪官污吏侵吞不少;自己不懂科学,在海军的训练上听信谗言,赶走海军专业而任用骑兵或陆军背景的去训练统帅。其实,还不仅在此。作者引用事例指出:当时把持朝政的士大夫本身,就是一批浑浑噩噩的“老朽”,对洋务运动总是说三道四,阻挠实施,更使这场本来就问题重重为“自强”而开展的运动难以为继。
4、士大夫轻举妄动:作者从分析国际大势切入,指出,在这十几年中,世界大局已经在悄然发生变化,“列强”,从英国一家,逐步扩大到七国。作者分析了“帝国主义”在“对外投资”“推销商品”“攫取原料”等方面的需要,以及由此会带来的各种矛盾。如果利用好这些矛盾,完全有可能取得好的成效,可惜,朝廷上下,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相反,还时时好大喜功、轻举妄动,造成处处被动。
5、中日初次决战:作者围绕甲午战争的前前后后,分析了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分析了“甲午必败”的原因——这是一次真正震醒国人的大事。甲午失败,终于使朝廷和人民都意识到了改革的需要。
【本章内容进一步印证了“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其实关键还是没有人有这样的眼光:审时度势,收放自如。而且,掌权者、士大夫乃至于百姓的浑浑噩噩——在那个时代,都不会成功的。】

2017-07-24
第四章,“瓜分与民族复兴”。
本章写的是近代史的最后一段:从甲午失败到孙中山去世,七个小节的把标题,不仅反映了这段历史的过程,也透露出作者的看法:
“李鸿章引狼入室”——“甲午”后的《马关条约》内容分析和后果呈现;
“康有为辅助光绪帝变法”——康有为“托孔子”“靠光绪”发动“戊戌维新变法”的过程及失败;
“顽固势力总动员”——西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不自量力试图借助“义和团”对列强宣战大败;
“孙总理民族复兴方案”——孙中山早期的活动以及他的“三民主义”“三段革命”的基本思想的形成和要点;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辛亥革命的爆发的过程及其意义;
“军阀割据十五年”——辛亥革命后形成的复杂政治局面以及由于“军队私有化”造成的军阀混战;
“贯彻总理的遗教”——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来龙去脉以及壮志未酬的遗憾。
本章的内容,从史实角度,与过去的所读的“近代史”并无太大差异,只是对一些历史事实的评价不同,例如:
对李鸿章,特别指出在甲午以后他在外交上的种种失误,作者甚至庆幸:李鸿章若不早逝,中国被瓜分的会更惨。
对义和团,作者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顽固势力所豢养,是那个时代“全面反动”的代表。
对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复兴思路,作者十分推崇,并指出“军阀混战”局面的形成,就是因为当时国人的大部分并不认可孙中山提出的必须经过“训政”才能达到“宪政”的经历认识不足而造成的。
对甲午至辛亥这一段的“知识界”的表现,作者也颇有微词,除了少数革命者,大部分是守旧,缺少现代科学知识和能力的人。
【这段历史的表述,作者所提供的“另一个思路”观之,颇有启发,且言简意赅,很有启发。其实,这里主要探寻了“复兴”的三种路径:变法、反动、革命;加上第三章已经详叙的自强。作者的倾向很明显:唯有革命。】

【全书读完,整体感觉是:这,有点像基于“大时段”的历史研究——把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20年代这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放在以“大时间”“大空间”的框架内进行分析讨论,打破了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侵略-反侵略”、“压迫-反压迫”这种纯粹以“阶级斗争”“民族矛盾”为主导的近代史观,似乎更为客观有说服力。】

补充阅读:沈渭滨《蒋廷黻和<中国近代史>》:分三大部分:
其一,“蒋廷黻其人”,介绍了他的生平:留美洋博士—新潮史学家—创办《独立评论》—弃学从政。从介绍中可以看出:他是那一个时代接受过严格的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最早接受“新史学”的治史观,并引进国内的重要历史学家。在近代外交史领域,是一位开拓者。后期“弃学从政”,一方面是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情结,也是因为他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有太高的期望。
其二,“蒋廷黻其书”,从“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历史观与方法论的评估”三个方面对这本《中国近代史》进行了介绍和评论。原来,这本小册子,本来只是作为蒋廷黻为撰写“中国近代史”而写的一个提纲——或者说“初步报告”。但是很可惜的是:有了“初步报告”却一直未能成书。1965年他退休后曾想完成“中国近代史”的,可惜,不到一年溘然离世。沈渭滨分析了这部书的体系结构:四章,前两章谈“外患”和“内忧”,位后两章奠基;后两章则在前两章的基础上,分别介绍了“自强运动”“变法运动”“义团运动”“三民主义”等四个“救国救民方案”的来龙去脉,不拘泥于具体人物事件,重在揭示内在的各种关系,以“科学的人文精神”作为评判标准,不仅对当时的政治,而且也对当时的“士大夫”和一般民众的素质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国民性”“民族性”上的缺陷和弱点:麻木、因循、守旧、妥协、迷信、愚昧等,发人深省。
其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侧重于从“中国近代通史”的体例探讨蒋著的意义和价值。在上一世纪三十年代,近代通史的写作,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体系和流派,其中,蒋著立足于“文化”的本书,影响很大。只是到了抗战时期,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发表,根据毛泽东的思路由范文澜编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的出版,形成了“毛-范近代通史体系”。这个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主线,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架构,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个体系的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开始、中经林增平的《中国近代史》到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最终确立。沈渭滨根据对这个“通行”的体系进行分析讨论的基础上,对“近代史”怎么写作了探讨。

【本文原来是对蒋著的“导读”,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对进一步理解蒋著的意义和价值,很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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