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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演讲录》笔记



★2017-03-17:
“代序:在档案中找寻真实的历史”。以与记者对话的形式,阐述了作者的治史的观点、方法、路径。

★2017-03-28:
“第一讲:斯大林与冷战的起源”。开始感受这位当代史研究者的功力和魅力。
在演讲中,沈首先给“冷战”做了界定:“意识形态对立”“形成集团(阵营)”“没有发展到战争程度”。根据这个界定,作者梳理了二战之后的四十年代最后五年的重要历史事实的脉络,不仅对“冷战起源”做了正面回答,而且还涉及到中国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敏感的历史事件背后的一直人不为所知的事实,相对比较全面的还原了当时领导人所面对的现实以及由此而做出的决策。
从这些史料中,不难看出:战后,斯大林,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当然领袖,许多决策和做法,是短视且错误的利己的。在这个时候,就已经种下了“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种子。九十年代“红旗落地”只是这一种子的自然成长而已。现在看来,斯大林以“苏联最高利益”为出发点的许多决策,令共产党威望逐步丧失,而且也使“社会主义国家”停滞不前,最终失去了民心。
现在看来,斯大林,充其量是俄罗斯(或许应该是格鲁吉亚)的民族英雄,毕竟,他领导苏联打赢了卫国战争,但他确实不能算是一个合格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暂且不说他在国内形成的那套“穿着社会主义外衣,缺是封建帝王身子”国家体系,仅仅看他的“一切以苏联利益为重”的对外政策,就能得出结论——毕竟,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斯大林基本违背了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

★2017-04-01:
“第二讲:‘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这一讲的重心在苏联国内。
作者认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本身没有错。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等等条件都已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后发国家”,也只能走这么一条路。这一点,与二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亚非拉国家独立后,选择社会主义是类似的。问题在于,后面的路怎么走。
在列宁时代,采取“战时共产主义”的模式,有其必要性,但随着社会生活和国际环境的改善,这一政策的负面影响开始日益显露。从历史档案可见,当时的苏联,国内危机重重,列宁设想的以“战时共产主义”为蓝本的许多做法越来越行不通。在列宁生命的最后三年,他已经意识到的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等一系列“临时性”的措施予以调整,虽然有点效果,但是列宁去世过早,还来不及卓有成效。他的继任者们,无论是斯大林、布哈林、托洛茨基等,都依旧认为这是“临时政策”,都准备一旦好转就转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模式。在这方面,斯大林和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问题在于:斯大林与他的“政敌”相比,他是一个充满机会主义色彩的政客,而布哈林、托洛茨基乃至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斯大林利用了知识分子的弱点,采取了“拉一派打一派”的逐一打倒、消灭这些“政敌”,最后导致骇人听闻的“全国大清洗”。经过这系列动作,斯大林大权在握,开始建构“斯大林模式”——其实这一模式的许多理论基础,正是他的“政敌”的观点。
作者分析这一体制理论基础,“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必定被资本主义包围必须强大才行;要强大没有资源只能根据“贡赋”理论剥夺农民;要能剥夺先要“集体化”;……作者根据史料得出结论是:这一体制,在30年代确实呈现过短暂的活力,但弊端也日益显露。如果不是“二战”,这个体制有可能维持不下去,但“二战”的爆发,当民族生存出现危机时,这种带有明显“战时”色彩的体制,爆发出了强大的实力。所以,是“二战”挽救了“斯大林模式”。战争过去之后,斯大林依旧沾沾自喜于这个“体制”,不断强化。此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斯大林那里已经沦落为一种“工具”。在二战初期,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就是用这一工具,发出的许多自相矛盾的指令,使得各国共产党信誉扫地,就是证明。1943年共产国际突然被解散,也是为了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晚年,更加强化专制统治,人人自危,最终把斯大林送入了坟墓。但“斯大林模式”的废弃,还是在多少年以后的事。
作者分析了赫鲁晓夫以后的“改革”,不管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还是戈尔巴乔夫,他们缺少必要的权威,又不愿意放弃“斯大林体制”带来的“既得利益”,所以,不可能成功,最终导致苏联解体,斯大林模式彻底被废弃。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讨论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时透露的一些历史材料。从中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五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好着呢。当时的两党领袖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在许多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然而,赫鲁晓夫理论上“弱项”加之过分随意性格,终于爆发了“中苏论战”,反过来又动摇了他在国内的地位。这段描述,在我看来更能说明“中苏论战”,很难用“谁对谁错”衡量,本质还是在于是口头上还是实际上真正履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的命题。


2017-04-04:
“第三讲: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的起源”。这一讲的内容早已在各种“史料披露”中了解到了,并没有多少“新鲜感”。但是,作者立足于地缘政治的思路,从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领导层与中共的历史渊源等思路,对朝鲜战争的起源的分析所透露出的史料以及对史料的分析,倒是值得关注的。从文后“演讲”后的专家对话看,沈志华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也受到质疑——不说别的,仅这种表述方式,就值得点赞。


2017-04-06:
“第四讲:重新解读朝鲜战争”。这一讲,可以视作是上一讲的“续集”。作者侧重讲了“朝鲜战争究竟是怎么爆发的”和“中国究竟是怎么出兵的”两大问题。
前一个问题“朝鲜战争究竟是怎么爆发的”,实际上与上一讲的持续和重复,作者依旧坚持“地缘政治论”的看法,只是在史料的提供和诠释上,有了新的补充。从这段讲述中,可以看出,这场战争这一方的关键人物——金日成、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博弈和决策过程。如果说要追查“战争的发起人”的话,非金莫属。但是,作者根据史料,对美方也做了分析。作者认为,美国的转变,对朝鲜战争的走向,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美国政策的转变的关节点,恰恰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者提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个看似与朝鲜战争、台湾问题没有太大关系的文件所透露的信息。问题在于:在当时,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注意(可能根本没有看到)这一变化。作者解释,这是一个框架性的文件,按照美国政府的决策程序,要真正执行,还有一段路要走,所以,没有引起注意很正常。问题在于金日成发动的战争,使这个“决策程序”大大加快,并且很快转化为美军朝鲜登陆,直接参与朝鲜战争的行动,而美军的这一行动,成为朝鲜战争的转折点,直接影响了中国、苏联的行动,并且一直影响到现在。
后一个问题“中国究竟是怎么出兵的”,作者根据已经掌握的档案,对那一段历史做了“还原”。我们可以看到当年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做出“出兵”决策的艰难。这里既有国内的种种“刚需”的制约,有“武器落后”“没有空军”等硬件的制约,更有斯大林等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种种“不配合”。但不管怎么样,中国最终还是出兵了,而且,在最初的岁月,打了美国一个措手不及,初步扭转了战局。然而作者也提到:中国领导层,在取得战争初步胜利、军队疲惫而又缺少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居然没有利用国际上有利于我方的时机,“见好就收”,反而拒绝停战,发起新的进攻,从而给对方特别是美国方面留下口舌,不仅使战争升级,直到最后,也未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在讲完这两个问题后,作者在答疑中,回答了一些人们关心的问题。
例如:关于“朝鲜战争打断解放台湾进程”,作者依据上面提到的“68号文件”,指出,按照这个文件,即使没有朝鲜战争,美国人也不会放弃台湾,这是因为在美国人看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已经改变了“地缘政治”,他们需要台湾作为抗衡社会主义阵营的缓冲和工具。
又如:关于“对中国抗美援朝的评价”,作者认为,毛泽东之所以会力排众议而做出参战的决策,更多的是政治上考虑的。一方面,在当时,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根本没有看到)1949年底通过杜鲁门、艾奇逊的一系列讲话、声明向中共伸出的“橄榄枝”,为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稳定,需要赢得国际支持,而这,只有苏联,所以,出兵,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巩固中苏同盟”,从而使中共的地位、新中国政权能够获得稳定。尽管为此付出的物质方面的代价是巨大的。但不管怎么说,朝鲜战争,确立了新中国的历史地位,这一点上还是达到目标的。
【这一讲,所谈到两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各方高层的“博弈”过程。从中,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美方的决策,与我方(含中、苏、朝)的决策,有一个很大区别:稳定性。作者根据史料,比较详尽的描述了金日成、斯大林、毛泽东的往来沟通,不难发现一个问题:国家大事——对于金日成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没有斯大林点头,居然都不敢动。奇葩的是:金日成甚至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依旧等着斯大林的指令。而斯大林,在这些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爱理不理、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我们不难想象他的内心是怎样的得意。相比较而言,美国人的决策,尽管慢,但是一旦决定,却是“坚定不移”的推进。麦克阿瑟想改变这个决策,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即不再听从既定的决策,等待他的,只能是“卷铺盖走人”。不说别的,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两种制度的差异,以及各自的长处与短处。】

2017-04-09:
“第五讲:苏共执政七十四年留下的历史启示”。
这一讲继续第二讲所谈论的苏联的国内问题。
作者指出:讨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我们不应该过度追究个人的责任。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如果一个执政党的全部本钱就依赖于某个公民的忠诚上,那太可悲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处置不当,自然要负历史责任,但都归结于他个人,这不科学。由此,作者的看法,还是要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以及发展重大问题谈起。
在这一讲中,作者集中讨论了苏共执政74年中的三次改革机会,以及为什么没有成功,以致最终导向失败。
第一次机会,是在十月革命后的1921年前后。以“喀琅斯塔得事件”为标志,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第一次危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危机。列宁做出“新经济政策”的决策,其实是一次改革的机会,这是苏共第一次面临现实与理想的落差。尽管当时党内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但“短时政策”在列宁领导下,还是得以实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不久列宁去世,斯大林掌权,在开展“党内清洗”,消灭政敌的同时和随后,在农村,实施强制的“全盘集体化”,并以“贡赋论”为依据搞“工业化”,虽有效果,特别与当时正处于萧条的西方世界形成明显反差——“斯大林模式”初步形成。然而,这一体制的弊端也开始显露,国内的反对也开始越来越多。“二战”的爆发,以及“斯大林模式”与“战时体制”的适应性,使其巩固下来。
第二次机会,是在“二战”后。二战期间以及战后,当苏联军官士兵进入东欧各国时,突然发现那些小国人们的生活居然比“社会主义苏联”更好,经济更富有。党内、国内的改革舆论开始越来越明显和强化。此时,苏共领导层也确实开始思考改革问题了。但1946年间的欧洲大旱,“冷战”的出现,以及斯大林在内外政策上的一系列误判,再加上斯大林晚年的“独裁”“多疑”以及“外强中干”的“面子”,终于使“改革”无法进行,苏联,又回到了三十年代的“斯大林模式”,而且更有加强。
第三次机会,是赫鲁晓夫掌权时。赫鲁晓夫通过政治手腕,排除了贝利亚、马林科夫等党内反对派,在二十大作了“秘密报告”后,给苏联又一个“改革的机会”。但是,赫鲁晓夫在国际国内一些重大问题处理上的随意性,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共出现的分歧,最终导致国家关系的破裂,特别是赫鲁晓夫在国内政策上的一系列失误,再加上“改革”开始触及既得利益者,由此,最终导致赫鲁晓夫下台。随之上台的勃列日涅夫,不仅结束了赫鲁晓夫的种种改革,而且大幅度回归“斯大林模式”,从此,苏联进入了停滞倒退并逐渐走向衰败的二十年。
讲完这些之后,作者强调:苏联解体,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只是“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其实,早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趋同论”,还是不无道理的。其实,到美欧看看,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一点不比我们少,就会一个证明。
在回答听众关于“如何看待《九评》”的提问时,提到一个观点:“改革”未必一定要“理论先导”,毕竟,人们首先要面对的是现实的问题。在处理一些急迫问题时,一开始,如果陷入“姓什么”的争论之中,反而会贻误时机,造成混乱。这一点,是中国的改革之路所证明的。
【这一部分内容,尽管与前面几讲有些重复,但是,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还是有意义的。不过,十分赞同作者对于“改革是否需要理论先导”问题的看法——其实与我对“理论”的界定和认识是相近的。现在看来,从斯大林开始的“苏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一个明显的缺陷:过分强调“主义”,总是把“意识形态纯洁”和“政治正确”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解决现实问题”放在第一位,最终必定是无可救药的走向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其实,从思想路线角度看,这恰恰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不得不承认,“二战”后“两大阵营”的“竞赛”,以“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和解体而告终,这无疑是最重要的“内因”。】


2017-04-10:
“第六讲: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分裂”。
这一讲的“正文”,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主要是作者以其所掌握的史料,对六十年代中苏分裂的起点、原因作了分析。
作者对“苏共二十大”“苏联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两种说法不以为然。从作者提供的史料可见,在这两件事上,中苏之间,或者说毛、赫之间,相互认同远远大于分歧,事实上,这两件事本身,并没有引发对立和分裂。那么,究竟是什么事,造成了中苏分裂?
作者认为:问题出在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了核时代,各方都认识到战争的危害,所以,要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代替“世界革命”,而毛泽东则认为:世界依旧处于“革命”的时代,由此,在国际政策方面的冲突越来越多,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炮击金门”。在国内问题上,苏共及赫鲁晓夫对“人民公社”等行动进行了批评,引发了毛泽东的反感。加上,赫鲁晓夫个人性格上的一些缺陷,采取的“撤专家”“逼还债”等试图让中国就范的带有明显“大国沙文主义”的措施,终于使两党两国彻底决裂。作者告诉我们,除了这些,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二战以后,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两党在“谁来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头”的争执。这些内容,其实没有太多新的东西。
很关注作者在演讲结束后“答听众问”时,对从外交上对“中苏分裂”原因的解释。
作者从“共产党国家都是领袖外交”的特点出发,指出:领导人的气质性格,确实会对外交产生影响,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中苏分裂”其实是有历史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可归为三点:其一,当时的中苏两国,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苏联不仅已经参与甚至是国际秩序的创立者,而中国并没有进入,这自然产生分歧;其二,共产党国家的国际关系,不仅有“利益”,还有“意识形态”,因此,“领袖们”往往“超出国家利益”而争夺话语权,冲突就可能产生;其三,共产党国家的“国家关系”往往与“党际关系”搅在一起,而两者遵循的是截然不同的原则,“国家关系”要求平等、对话、对等,而“党际关系”则遵循三个“服从”,就必然产生冲突。
在这一讲中,还有一点印象比较深的是:作者区分了“历史学者”和“政治家”的不同,历史学者,只关注真相,描述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等,这不是历史学者的责任。很赞同这个观点,联系在本讲开始前作者对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经历的回顾和简述,更能理解他的这些主张的意义。

2017-04-12:
“第七讲:苏联解体与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终结”。
这一讲的内容,也同样没有多少新意——至少,所涉及的史实,在前面几讲都已经出现过。从观点来讲,作者所要强调的,还是在前几讲都已经阐述过的:20世纪,从苏联开始到战后,许多国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并没有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此时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毕竟,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自然发展,而现实的“社会主义”,都发生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由此,怎么搞社会主义,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难题。
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只是多种探索中的一种。这种模式的形成、发展,都带有很浓的“战时共产主义”特色的“集权”模式。这种“集权化”与斯大林个人的性格缺陷和野心叠加,以及斯大林的继承人的种种失误,后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的行为,最终抽空了这一体制仅有的“合理因素”,而把它的缺陷无限的放大,“解体”“终结”是必然的结果。
作者分析了为什么中国尽管曾经是“一边倒”,但最终走出“斯大林模式”的原因。
作者认为,首先是中国在“计划经济”等的历史包袱,没有苏联那么重,毛泽东从第二个五年计划起,就一直对“计划经济”的一些原则感到不满,进行批评。计划、指标,在中国从来没有像在苏联那样具有的“法律地位”。
在政治上,毛泽东一直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执政党的廉洁,如何防止形成“板结式的官僚体制”。因此,建国后,毛泽东反复地整党、调防,搞运动,看似折腾,其实这也是他在探索一种解决这一难题的路径和方法——尽管这并不成功。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主持改革者的资历和威望。邓小平的改革之所以没有出现赫鲁晓夫等“后斯大林时代”的问题,除了他个人的资历、威望“压得住”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采取对毛泽东“全盘否定”。
注意到作者在演讲结束时的答问中,提到了“趋同论”,指出这是顾准在六十年代就提出过,而这,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例证证明,可见其意义——这一点,与我在大学读书时的一个笔记所提出的问题相同,或许,就是当年阅读《未定稿》中顾准的文稿有关。


2017-4-13:
“第八讲:毛泽东两次出访苏联轶闻”。
这一讲如其标题,仅仅是“轶闻”,或许是与这个报告的地点和场合——国家图书馆“文史大讲堂”——有关,或许,听众更多的并非是“专业人士”,“轶闻”或许更符合这个场合、这类对象的需要,由此可见,作者对每场报告讲什么讲多少,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不过这个报告留给我的印象是:从毛泽东两次访苏的“轶闻”,不仅看出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共运中,中苏两党地位的微妙变化,可以窥视“中苏论战”的许多伏笔,更不难理解在1957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国内运动的国际背景,也不难注意到由于这些变化给那个时代的领袖们带来的变化——特别是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领袖、政党以及国家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下。

2017-04-15:
“第九讲:中苏同盟的破裂”。这一讲的内容,依旧没有太多的新材料,毕竟,对“中苏破裂”过程及相关要素,在前面已经有较多的披露。我以为:本讲的核心在于:借助对中苏关系的梳理,探讨的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关系”。现在看起来,作者反复阐述的一般国家关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差异的看法,不无道理。本来,国家之间关系,一切以利益为标准,简单而又明朗,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致”的要求,特别是“党际关系”、“领袖”等要素的介入,就使得国家关系呈现非常复杂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观察,战后、冷战、铁幕等为标志的“两大阵营”,最终以社会主义的瓦解而告终结,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原因何在?作者欲言又止,而我觉得:在国家关系中的“党政不分”的现实,意识形态的介入的“高度统一于领袖”的政治生态,人人都想当领袖的那种个人野心,或许是根子所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层、外交界似乎正在摆脱这种窠臼,而且,也已经开始显露出成效。但是,国民是不是这样看?还需要努力。

2017-04-16:
“第十讲:中苏同盟的建立及其后果”。
这一讲的内容,依旧是上几讲都已经涉及到了的,只是从“中苏同盟”的视角,作了整体的梳理。作者的小标题可以看出他对“中苏同盟”历史的还原:
“最初斯大林并不想跟中国共产党保持紧密关系”-“毛泽东曾对美国寄予极大希望,认为美国是学习的榜样”-“国共内战斯大林作壁上观,三次拒绝毛泽东访苏请求”-“斯大林答应全面帮助中共,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乘兴而去但遭遇冷落”-“中国出兵朝鲜后中苏同盟才真正建立起来”。
从这条线索看,“中苏同盟的建立”很清楚了,但“后果”几乎没有太多触及,有点遗憾。但仔细想想:不谈也罢,因为在十个报告的字里行间,都已经透露出了。
近来,人们总对建国初期,为什么不与美国建立更深层次关系提出种种疑惑,更有一些喜欢钻牛角尖的,把这个看成是一种失误,在他们看来,或许当时“与美国结盟”,中国的今天乃至世界的格局,都会不一样。
但是,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从从沈教授的系列讲座所“还原”的历史看,当年,或许不是毛泽东不想,而是阴差阳错的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然。我们不妨返回到那个时代,或许,毛泽东的选择未必是最佳的,但至少是最可行的。我们不能苛责历史人物,毕竟,世界大势摆在那里,真正的伟人,是顺之者,而不是相反。
【全书读完,对中苏关系的发展脉络及影响这段历史的各种因素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十分敬佩这位沈教授的研究方法:依托历史档案,尽量还原历史现场,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述而不作,让后人自己去做出判断。不过,这十个报告,有水分,其核心内容,的浓缩,不会超过本书三分之二——也就是说,有至少三分之一的重复的。不过,仔细想来,或许是因为针对不同的对象、在不同场合所说而已,问题不是出在作者,而是出在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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