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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黄炎培研究》阅读笔记(之二)

《教育家黄炎培研究》阅读笔记(之二) (2016-11-13)

●2016-11-01。读完第五章“华侨教育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这一章涉及的内容,在教育史上有点“小众化”,属于“专史”的范畴,但是从中可以看到黄炎培的教育视域的宽泛和深入——或许由于站在浦东的立场,对黄炎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认识有局限,本章为我们展开了他的另一面。全章分为三节:
“华侨教育实践活动”,主要介绍来源于1917年南洋考察期间和回来后,在关注“职业教育”的同时对“华侨教育”的关注和介绍,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南洋考察”对黄炎培影响之深。这一节的另一个主题是对黄炎培参与并主持上海暨南学校规复筹建活动。这所“为满足海外华侨子弟回国求学而实施切用教育”而专设的学校,不仅体现了黄对华侨的关心,也处处体现了黄炎培基于“实用”的“职业教育”思想,可以看做是这一思想的又一体现。
“赴南洋考察与华侨教育”,主要记述了黄炎培1919年、1921年两度赴南洋的考察。1919年的那一次,任务是两条:一是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征求特别赞助;二是考察华侨教育并为暨南学校做宣传,同时与陈嘉庚等商议集美学校等事项。1921年考察,到了菲律宾、香港、暹罗等地,主要任务还是那两条。考察回来后不久,暨南学校正式规复。
“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主要记述了黄炎培参与“国立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过程以及取得的成绩。
【这一部分,与倡导“实用教育”“职业教育”的黄炎培一生来看,时间不长,也很少被强调,但是,这一段,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教育实践家的身影。从早期出面提议复办观澜小学,到主持浦东中学校政,再到创建“中华职业教育社”、规复“暨南学校”、参与筹建东南大学、上海商科大学,这一系列实践活动,给人的印象是:他好像有“创办学校”的癖好。但如果从这些学校创办过程以及黄炎培所起的作用看,我们们更能体会“基于实用的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与一以贯之,在这背后所贯穿的,是对教育与生活的紧密结合、教育改造社会等理想的不懈追求。这值得我们去进一步学习、研究。】

●2016-11-3。第六章“推动职业教育制度确立”。本章共五节,今天读完第一节和第二节。
第一节“在学制改革浪潮中”。黄炎培积极参与成立于1915年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工作。该“联合会”“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从1915年到1925年十年间共召集11次年会,对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学制改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17年召开的第三届年会,议决通过了《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案》,随后几次年会,又多次议论此事。黄炎培出席了二、三、六、七届年会。就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体育、道德教育等“紧要问题”提出意见,还多次担任大会主席。第七届年会讨论学制问题,黄炎培被推举为各地方案的“审查长”。会议期间,由于教育总长范源濂辞职,大总统任命黄炎培为教育总长——但是,黄炎培两度拒绝就任。
第二节“在杜威、孟禄来华期间”。20世纪20年代前后杜威、孟禄来华调查和演讲,是教育界乃至于整个社会的一件大事。杜威来华期间,因为黄炎培不是杜威的学生,他自然不会像胡适等杜威的学生那样“鞍前马后”,但是,由于他与杜威在“实用主义教育”“平民主义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他参与组织了杜威在江苏省、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多次演讲,给予了热情地接待。孟禄来华,稍晚于杜威,黄炎培又是发起者之一,因而积极投身其中,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实际教育调查社”,作为联络枢纽和将来永久性教育研究机构的预备。孟禄在华期间,黄炎培几乎一直陪同,并在孟禄离华后不久,发表《我所希望孟禄来华的效果》一文,将孟禄在华考察后“最切中国实际者”概括为“提倡科学问题”“改良中学问题”“养成教育指导员问题”等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从这一部分的记述,不难看出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实用主义”与杜威并不完全相同,但在本质上又具有一致性。是不是可以这样判断:在二十世纪初叶,世界的思想界、教育界等,出现了“实用主义”的潮流,它是对古典哲学(不仅是西方,也是中国)的“反动”。或者说是“人的觉醒”。它在思想、哲学上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尼采的“上帝死了”。它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在那样的背景下,教育,走实用化之路,也是势在必然——我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还需要进一步论证。】

●2016-11-05。第六章“推动职业教育制度确立”。
第三节“中华教育改进社与职业教育的改革”。中华教育改进社,是由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于1921年12月联合改组成立的。黄炎培担任该社职业教育委员会主任。本章回顾了这个团体酝酿、成立及活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出:黄炎培作为教育实践家、职业教育的积极推进者,在那个年代的言论和行动。
第四节“职业教育制度的确立”。这一节以“壬戌学制”颁布前,教育界对“学制”的讨论,以及1922年9月全国学制会议的情况。在这之前,本书还介绍了黄炎培被任命和再次婉拒担任“教育总长”一职的情况。根据介绍,黄炎培多次婉拒担任教育总长,理由还是要全力推进职业教育,而不愿意陷入行政而分散精力。关于“学制会议”,作者记载了黄炎培在会前会后的言论和活动,充分也恰如其分的肯定了黄炎培在这个过程所起的作用——特别是“职业教育在新学制位置之确定”。
第五节“对农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作者回顾记述了黄炎培对农村教育的关注和重视,这不仅“农业教育”本身就是“职业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基于对“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百业之本”的深刻认识。作者告诉我们,早在1917年,黄炎培在他的教育调查中,就十分关注农村学校和教育的情况,随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多次专门召开研究农业教育的会议,在黄炎培参与的学制等讨论中,也关注农业和农村教育。随后,黄炎培主导下的职教社,将农业教育理论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为此出了专刊。
【这一部分,展示了作为20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创者黄炎培的风采。这里,除了积极参与学制制订、促进“职业教育”进入学制等重大贡献之外,多次婉拒“教育总长”的任命,也是值得关注的——在常人看来,担任“教育总长”这个在当时算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职位,对于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等,是求之不得的。我们不了解当时的政坛情况,但黄炎培以“全力推进职业教育”为理由,实在令人敬佩。这一部分还值得关注的是:黄炎培对“农业、农村教育”的重视。这固然是其基于生活的“实用教育”“职业教育”的必然延伸,同样也可以看出多次国内外的实地考察,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对他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这一思路,迄今依旧有着积极的作用。当前,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强调“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农村向城市看齐,这个问题,短期或许看不出什么危害,但若不引起重视,若干年以后,将带来严重的问题。】


●2016-11-08:第七章“‘新学制’颁布后的教育实践活动”。
第一节“职业教育理论的宣传”,侧重于介绍1923-1925年间,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理论”的宣传研讨活动。
第二节“职业教育的实践推行”,则侧重于介绍在同一段时间内,黄炎培参与各省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的调研、编制工作,参与《新学制职业科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的基本情况。

●2016-11-10:第七章“‘新学制’颁布后的教育实践活动”。后两节,主要介绍了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拓展和深化。
第三节题为“对职业指导的倡导和实践”,如果说早期倡导“职业教育”的重心,是在办职业学校,并使之纳入国家教育体制的话,到这个阶段,黄炎培等倡导者开始注意对求学者的“职业指导”,也就是指导求学者了解职业、了解自己,以便更好地实现“职业”与“个人”的匹配,做到人尽其才。作者分“早期的研讨”、“192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部成立之后的活动”、“1923年建立职业指导委员会并开展‘职业指导运动’”为线索,介绍了黄炎培以及他的志同道合者所做的工作、初步的成就。
第四节题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提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划区’实施职业教育理论的提出”,介绍了1925年黄炎培在山西、绥远等地考察并根据当地领导人的请求参与制订当地“职业教育规划”等实践的情况,从中不难看出黄炎培“职业教育”的深化和拓展。第二部分“‘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提出与倡导”,更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的“接地气”并与时俱进的特征。作者告诉我们:在山西、绥远考察后,黄炎培及其同事们看到国内民族资本的衰落,造成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无望的窘境,并对前期的“职业教育”倡导进行了反思。一方面,提出并关注“职业指导”,努力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另一方面,同时意识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提出“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与全社会的运动”。这一观点得到广泛的认同,并在组织上、推进上得到保障。1926年召开的职教社第九届年会以及随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肯定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观点。
【整个这一章的主题可以这样概括: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落实和发展。从“落实”来看,经过一番努力,不仅“进入学制”,而且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支持;从“发展”的角度来讲,人们开始意识到: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及人的发展等密切相关——这是过去传统教育所没有的新问题。一头热,是不行的,它的推广落实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工程,因而开始注意“教育”与社会关系、与人的需要的发现等等的密切关系。这一切,实际上为中国教育实现近代转型,真正实现“与时俱进”的发展,打好了基础。从这一部分看,我们前面提到的黄炎培教育思想发展与他一直进行考察和研究,注意与时俱进是分不开的,而这,正是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一些研究者所缺乏的。】

●2016-11-13:第八章“‘大职业教育主义’理论下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主要叙述的是1925年12月“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以后黄炎培的“教育实践”以及对教育理论的贡献。本章分为三节。
其一,“创办《生活》周刊”。过去,《生活》周刊与邹韬奋相关,读了此章,了解到,其实在韬奋接办此杂志之前,还有一段故事:这,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推广有密切关系。从刊名到正式出版,都与黄炎培有着密切的关系,“创刊词”和刊名题写,都是黄炎培所作。直到1926年秋,《生活》首任主编王志莘离职,才由邹韬奋接办。作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拥护者,韬奋更注重对职业青年的修养,并逐渐从关注职业教育与职业指导,转向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在形式上也有许多创新,深受读者喜爱。“九一八”之后,更应着时代的要求,关注社会和政治问题,主张抗日救国等,直到1933年12月被迫停刊。
其二,“农村教育思想与实践”。基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了解,黄炎培一直关注和倡导“农村教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农村教育”更是黄炎培及志同道合者关注。在1926年5月7日的一次会议上,黄炎培以《试验农村改进计划》为题,发表演说,提出“改进农村”的21项主张,其中不少涉及农村教育。作者特别提到了黄炎培主持下,确定以昆山徐公桥乡为“第一试验区”开展的工作。这一“试验”,启动于2016年10月,受时局影响,断断续续持续到1934年试验结束移交地方接管为止。期间,黄炎培及他的同事们多次前往现场考察指导,并多次向“职教社”、组织专题演讲,介绍试验进展情况。在这期间,黄炎培还到安亭、漕河泾、高桥等地,通过组织“青年合作社”(安亭)、“农学团”(漕河泾)、“农村改进会”(高桥)等多种路径和方法,全方位开展“农村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并多方面进行理论的总结和提升。
其三,“职业教育的理论思考和历史反思”。经过十年多的实践,至此,“职业教育”已经开始为人们所接受,黄炎培辞去他所担任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事业部主任”的职务,通过一系列演讲、研讨会等开始对他一直倡导的“职业教育”理论、“大职业教育主义”等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提炼。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对“女子职业教育”“工业补习教育”倾注了不少心血。由此,可以看到: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为核心的原创性的教育理论,不仅已经有了完整的理论阐述,而且也已经涉及到“职前职后”、涉及到各个主要经济领域、普及到各种人群。在这个基础上,黄炎培通过撰写《中国教育小史》、总结梳理“职业教育进中国”的回顾等方式,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从而使有关理论更为完整。
【从全书目录看,到这一章,黄炎培的在中国教育领域的主要活动,已经达到了高潮。后面的几个章节,也涉及教育,但重点已经有了变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打断了中国走向近代的步伐。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种“打断”,也不可避免的影响到黄炎培的教育实践的推广和发展。其实,在此之前,这种“打断”已经初见端倪。徐公桥乡六年试验,因时局而断断续续,就已经不难看出影响所及。不过,至此,我们对黄炎培教育思想的“原创性”以及对于“改变中国教育”的影响力,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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