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在中国》笔记（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汤一介主编）之一，本书作者杨寿堪、王成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版。上图索书号B087/4954）
〔阅读预期〕
在阅读杜威的时候，“实用主义”是十分关键的内容。可以这样说：要理解杜威的教育学说，不懂得“实用主义”是不行的。从阅读《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中了解到：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实用主义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土壤？因此，了解“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是必需的。本书似乎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阅读摘记〕
一、关于“实用主义”基本理论的概述
作者概括的“实用主义”的时代背景为三句话：“实用主义是美国精神的哲学反映”、“实用主义是对20世纪自然科学的新发展所作的一种哲学概括”、“实用主义是整个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产物”。
作者将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发展归纳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产生”（20世纪初，以皮尔士为代表）；“美国实用主义的兴盛和发展”（20世纪前期，以詹姆士、杜威为代表）；“20世纪中期转型期的实用主义”（20世纪30～50年代，以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刘易斯的概念论实用主义、莫里斯的实用主义指号学为代表）；“新实用主义－－美国实用主义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后，主要介绍威拉德.蒯因、普南特和罗蒂等为代表）。
作者将实用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从对传统哲学态度来看－－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从哲学观看－－行为主义”；“从真理观看－－效用即真理”；“从方法论看－－工具主义”。
〔这些概括和综述，对于初步接触“实用主义”的读者来说，十分重要，否则，在考虑“实用主义传播”时，难免“云里雾里”。〕
补充：这里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中期“实用主义”的几个流派的观点，录而备用：
¤刘易斯“概念论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所知和所知的现象是关联在一起的”，因而具有确定性；“知识表现为两类陈述”：关于物理对象的陈述和关于现象的陈述；“意义理论”：词项的四种类型意义，即外延、领悟、意义、内涵等；“关于先验知识的学说”；“价值知识是一种经验知识”。其主要著作《对知识和价值的分析》《心灵和世界秩序》。
¤莫里斯“实用主义指号学”的哲学观点：“意义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相统一的整体”：指号（Ｍ）＝意义的存在方面（ＭＥ）+意义的实用方面（ＭＰ）+意义的形式方面（ＭＦ）；“意义与指号过程和指号行为”：指号媒介物、所指谓、解释、解释者四要素；“意义的维和价值”。其主要著作《指号、语言和行为》《指号理论基础》《有所意谓与所谓》等。
〔这两位代表者的一些术语等似乎很拗口，但是有一个注意的现象就是：处于这一阶段的“实用主义”的关注点在语言、符号等方面。本书没有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所以，也很难厘清这些学说在“实用主义”的谱系中的位置。值得关注的是：本书作者在介绍“实用主义基本特征”时，引用的都是皮尔士、詹姆斯、杜威的言论。〕
二、关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事实
本书接下去的四章阐述了这个事实。这四章就是四个阶段。
第二章，“‘五四’前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高潮”
关于这一阶段，作者讨论了这一阶段的历史背景，指出对“实用主义”的关注和引进，是和当时知识界向西方寻觅真理的步伐是一致的。作者认为：“实用主义哲学极力提倡的实验科学方法论，着重阐发的实践、效用的真理观，以及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广为宣传的西方民主政治和民主主义教育等，既反映了我国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反对脱离实际的陈腐的‘皓首穷经’的学风，提倡新文化和新学风的需要，同时也迎合了人们对于科学与民主精神的要求。因此，实用主义一传入，在我国就引起强烈反映，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反封建，反盲从迷信，起着积极的启蒙作用。”
在这一章，作者主要介绍了“杜威来华讲学”“胡适全面系统介绍实用主义哲学和在治学方法上应用实用主义”、“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论战”、“陶行知、蒋梦麟在教育、伦理领域传播杜威学说”、“朱谦之的全面评论”等史实。
〔这一段感到不足的是：对于大师们讲了些什么，说的不少，但国内的人们怎么理解、怎么应用却语焉不详。给我们一种印象似乎是“全盘照收”，我想这也不符合事实。〕
补充：这里有以下资料值得关注：
¤胡适对于“实用主义方法论的介绍和实际应用”－－倡导“实验主义”。他将杜威的“五步法”浓缩为“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并在“红学研究”等方面广为应用，影响颇大。
¤瞿秋白对“胡适实用主义出现原因”的论述。瞿秋白认为：“中国宗法社会因受国际资本主义的侵蚀而动摇，要求一种新的宇宙观、新的人生观，才能适应中国所处的新环境，实验主义的哲学刚刚能用他的积极方面来满足这种需要。”加之，中国是文化落后的国家，在国际竞争之际，很需要科学知识以应付这种形势，所以实验主义带着科学方法来到中国。但同时，瞿秋白也指出：“实验主义本身在欧美所处的地位是否革命的呢，这却是个疑问”，而且，“实验主义只能承认一些实用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而不能承认科学的真理”，它否定一切理论的确定价值。瞿秋白认为：实验主义哲学注重现实生活的实用方面及积极性质，这是其优点；但实验主义致命弱点是它轻视理论，所以“决不是革命的哲学”。（索引：《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621页、626页）。
第三章，“三四十年代实用主义在中国的深入发展”
这一阶段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的决战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生死存亡的大转折。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这种以反对剥削阶级统治和解放劳苦大众为宗旨的哲学思想，成为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武器，实在是历史的必然。因此，实用主义的繁荣自然会消退。但是，却在更深层次上发展着。作者列出了这样几方面的现实：
“以原著和现代哲学的视角传播实用主义”－－这一时期，以杜威的著作为主体的“实用主义”原著的翻译出版，以及在译介西方哲学史时对“实用主义”的评论大量出现，形成一种新的研究和介绍的趋势。
“实用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两种哲学与方法的争辩”－－作者引用《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一书的观点，将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学术思潮分为“直觉主义”（张君励为代表）、“实验主义”（胡适为代表）、“辩证法的唯物论”（陈独秀为代表）、“东方文化”（梁漱溟为代表）四个阶段。而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争辩，不仅在于内容，还在于方法上的辩论，影响颇大。
“以专题形式深入研究杜威教育思想”－－体现在张粟原《教育哲学》中归纳的“唯用论哲学观”和“唯用论的教育哲学”；“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理论根据”；“杜威教育学说对小学教育的影响”等方面。
“从多层面批评实用主义理论”－－对阶级实质、经验论、真理观、历史观等方面的全面批评。
〔这里完全可以看出：“实用主义”不适合“革命”的需要。在“革命”面前。在阶级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现实面前，“实用主义”没有用武之地。〕
补充：人们怎样“用专题的形式深入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
¤“唯用论哲学观”的六大元素：实在、进化、心智、知识、道德、文化。并由此论述“教育的本质”“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杜威教育思想的哲学理论根据”：基于“六个为什么”：为什么教育即生活？为什么学校即社会？为什么学与做是统一的？为什么文化与功利是统一的？为什么方法与教材是统一的？为什么兴趣与努力是统一的？这“六个为什么”代表了整个杜威教育思想的大纲。前两个问题为一组，主要应从杜威的社会哲学观去理解，后四个问题为一组，从杜威的“心物关系”的见解上去理解。
¤杜威对“心物关系”的理解：心物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于经验之中的统一，不存在对立性。由此，兴趣和努力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融合在活动之中的。
第四章，“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实用主义的批判”
作者分析了这一批判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当时政治斗争局势的影响”、“进一步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需要”、“苏联哲学思想的影响”等三个方面。
作者梳理的主要观点为：“实用主义是垂死的美帝国主义反动派盲目冒险的哲学”、“实用主义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实用主义是反对科学的蒙昧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市侩哲学”、“实用主义具有麻痹人民的宗教性质”等几个方面。同时，还集中对胡适的“庸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方法论”进行了批判。
作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了这样的概括：第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和普及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理论意义。第二，在批判中。继续翻译出版实用主义的经典著作，其学术意义不容忽视。第三，从长期而言，在这一批判中出现的简单化、脸谱化态度，则是有负面影响的。
〔这是一段很难写的历史。我感到作者的梳理和讨论还是实事求是的。从中可以吸取不少有益的东西，以警示未来。〕
第五章，“80年代起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开始走向科学与繁荣”1
文革后，作者从四个方面介绍
“对实用主义的评价逐步走上实事求是的路子”。关于这一点，作者总结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打破了禁区、对“四人帮”哲学的清算提供了契机、真理标准的讨论形成动因、改革开放的实践提供了物质条件、学术界对文化哲学的重视是原因、对西方哲学的全方位研究提供机遇。
“重新评价古典实用主义哲学”。作者从“对实用主义的全面科学分析”、“对实用主义真理与实践关系的深入研究”、“对古典实用主义代表人物的重新评价”、“从文化学、市场经济等多角度考察实用主义哲学”等方面作了述评式介绍。
“新实用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作者大量引述有关文献，介绍了有关情况。
“当前我国实用主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作者认为：对于实用主义的研究，近几年突然放慢，在方法、对象等研究上表现不佳。
〔其实，作者还是没有讲清楚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今社会，是不是还需要“实用主义”？对于此，作者缺乏“合理性”“合法性”的说明。〕
第六章，对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反思
本书的最后一章，题目为《对于实用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反思》，作者从“正确认识和处理”：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关系、用科学分析态度对待实用主义等方面作了反思性讨论。可以看作是全书的总结。
〔本章试图从思想传播史的研究角度作反思〕
〔读后思考〕
1、全书“史料价值”大于“研究价值”。作者对“实用主义思想究竟是什么”的论述似乎比“这些思想在中国实际产生了哪些影响”多得多－－因此，无论是实用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还是国内传播大家的论述，很多、很详尽，但是，著作、论文、译介等等，毕竟不等于实际产生的影响。所以，读后的感觉只是在重温“实用主义理论”，而没有看到“实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是有点遗憾的。
2、其实，实用主义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界、学术界乃至于经济文化等多种领域的影响，可以说是十分深远的。即使类似《实践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论断本身，也可以看出从“实用主义”的理论中所汲取的营养。中国古代哲学有许多命题，也指向于“实用主义”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用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大于其他国家，并不希奇。有效的传播，也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可惜的是：本书对此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可见这是一部不太完整的传播史。
（2007年8月8日，在上海至香格里拉航班上读完全书，2007年18日摘记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