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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笔记

《社会史视野下的近代上海》笔记
(邵雍等著,学林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从20世纪30年代的<申报>广告中看近代上海人的社会心态》(陈佳辉):作者归纳为“功利主义下的精明实惠”“追求娱乐享受和新奇事物”“崇尚西方与提倡国货的矛盾”“浓厚的自我保护意识”“对女性的尊重”“注意文化涵养”等方面。

△《学校及社团四题》(邵雍):作者介绍了“西学东渐”潮流中,上海出现的四个教育组织:1、上海格致书院:由益智会部分西方人士倡导成立,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主旨,成立以1874年。2、中国教育会:1877年由基督教传教士为解决“学校缺乏课本”而组建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由他们主持出版了第一套“新式学堂”教科书,1890年鉴于研究内容已经超出教科书,股改名为“中国教育会”,以促进中国教育为宗旨,到1912年又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3、广学会:是十九世纪影响最广泛的外国人传播西学的社团,成立于1887年11月1日,初名为“同文书会”,目的是向上层人士传播西方文化,1889年出版《万国公报》,1894年改名为“广学会”,不仅传播基督教,也船舶一般科学知识,1898年开始传播共和思想等,活动一直延续到1949年。4、上海尚贤堂:成立于1903年,以向中国上层人士进行工作为主,宣传孔子加耶稣的思想,直到辛亥革命后停止活动。

△《从<申报>的舆论看上海的教育(1919-1927)》(罗国辉):作者指出,这一段历史,上接五四运动,下到北伐战争,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新教育运动时期”,中国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束缚,以更为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点的上海教育,在建立现代化教育体制方面处于全国领先,从而确立了上海是全国教育重镇的地位。《申报》,作为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作者梳理了他们这一阶段有关上海教育发展的报道,从而找出这一段时期上海教育发展的概况。
作者首先介绍了基本状况,从报道中可看出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办学形式灵活多样,女子教育发展迅速”,作者告诉我们,民国初期,上海的公办小学近200所,到1921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00所,而且办学主体的多样化(公办、团体办;私人办——且以私人办为主),女子教育更是走在全国前列,文章列表就有25所,培养的对象涵盖各个领域。其二,“学科设置种类增多,注重学生全面培养”,此时,在新教育运动推动下,各种综合性的职业学校专科学校纷纷涌现,门类很广,并开始逐步细化,学校很重视自身的教学质量,课外活动也得以全面发展,效果比较显著,邀请社会名流到校演讲等,成为常态。其三,“改革目标明确,各项制度进一步健全”,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学校自发的组成教学研究以具萌芽,校令、校规乃至于课程安排等等,也已逐步形成规章制度。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分析了上海教育发展的原因,也是三条:其一,“新思潮的影响”,这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国思想界的活跃在教育界的反映,1922学制的改革带来的冲击,以及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上海,自然不会落后。其二,“市民对教育的要求”,随着西方资本的涌入,使上海成为国内最先脱离自然经济社会向商品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区,这不仅改变了上海居民的构成,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职业,“夫生活程度,必与其生活能力相准;办事报酬,必与其办事能力相当”(黄炎培语),因而促进了上海教育的发展。其三,“多方集资办学”,这是那个时代上海教育的一大特征,除了国立、公立,还有私立、教会办、外侨办、机构办等多种形式,并且已经出现了“集资合作办”等情况。
在以上基础上,作者对这一时期上海教育的影响,作了总结。作者指出:1919-1927年上海出现了学校教育改革的高潮,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政治上,受五四影响,在经济上,反映了一战以后,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大发展背景下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要求,与教育救国、民主与科学等密切相连,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作者指出:这一时期上海教育呈现的新现象:“提倡务实成为共识”、“教会教育受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冲击,为日后走向本土化世俗化做了铺垫”、“教育的发展使得爱国主义色彩日益浓厚”——总之,不仅为近代上海城市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而且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份资料给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近代教育发展,二十年代,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百年老校,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状态,与其日后发展的关系,更应关注。】

△《上海慈善教育事业的社会功能》(赵莹莹):这是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视角,作者开篇指出》“民国上海慈善教育事业逐步从传统‘行善’观念中走出来,把以施善人的意愿为主,受惠人的需求为次,转为以受救助人的需求为本,培养其自理能力。这一转变使民国上海慈善教育事业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效应,无论对近代教育、社会发展还是人的发展都产生积极的影响。”接着,作者从三个方面作了阐释:
1、“推动上海教育进步”,主要为:其一,为教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经济支持,个人捐资办学、助学,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教育事业,也为社会提供了榜样。其二,追求实学、实能的教育功效,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读书仕进”的目标,把提高学生的技能技巧放在首位的导向,有一定积极意义。其三,促进教育大众化,通过捐资,对贫寒子女的免费教育得以可行,对女子教育有一定的倾斜,并为特殊群体(如乞丐、游民、妓女等)以及残疾人提供了受教育机会。其四,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由于没有升学、评比等压力,这些学校更注重学生全面发展,为其他学校积累了经验。
2、促进上海城市发展,作者归纳为“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含:资金推动、有用之才的提供)、“维护社会稳定”(含“整合”“安全阀”等)、“促进良好社会风尚、社会价值观的形成”。
3、“促进上海人的近代转型”,提高了人的素质,培养人的现代观念。
【这个视角,不应局限在“慈善教育”,而应该是“慈善精神”对教育的影响,更有意思。】

本书还有值得关注的篇章:《<纽约时报>视野下的上海城市化进程》《万国禁烟大会前的上海禁烟斗争》《上海地区一贯道研究》《近代上海的茶馆》《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上海精武体育馆》《近代上海的业余运动员与观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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